2019年9月25日下午2：00，在樱桃河畔的外语学院223房间，日语系副教授尤海燕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至十世纪初日本文学的思想性研究”中期报告沙龙（二）如期举行了。应邀出席的专家有：我校外语学院日语系潘世圣教授、唐权副教授、英语系金衡山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王升远教授。外语学院日语系晨晖学者孟令祎博士及研究生也旁听了这次沙龙。
首先，尤海燕副教授就她的课题这一年来的进展、思路上的改进和存在的问题做了为时一个小时的说明和总结。她充分汲取了开题沙龙和第一次中期沙龙中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重新整理了思路，按照研究计划梳理了去年到今年一年所做出的成果，包括一部《经国集》对策文注释书和一篇已发表论文，非常详尽，让与会专家看到了她平日踏实的积累和努力。最后，她就刚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一曲“文章经国”的挽歌：嵯峨天皇的薄葬遗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对日本嵯峨天皇薄葬遗诏进行文本细读和中日比较，结合当时汉文向和文转化的时代特征，指出脱离本土文脉所构建的汉籍拼接式文本，注定了被否定的命运。嵯峨天皇最后的得意之作，成为标志着文章经国时代终结的挽歌，昭示出历史的必然。对嵯峨薄葬遗诏进行了崭新和独特的评价，分析了其相较于一般文本对汉籍引用所显现的显著特征，指出以它的被推翻为象征的汉文衰退和文兴盛的直接原因和历史趋势，实现了理论创新、观点创新和思想上的创新，对日本九—十世纪的文学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尤海燕老师比较了论文完成版的内容和2016年第一次学会发表的内容，回顾了文章自口头发表三年来思路上发生的变化，给整个项目计划带来的进展、挑战和意义。
在听完尤海燕老师的报告之后，各位专家积极发言，热情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意见和建议。潘世圣教授首先祝贺了项目中期成果的顺利发表，对已经完成的这个部分表示赞赏。同时也提出了遗诏是否就是嵯峨天皇本人所写的问题。对此，课题负责人认为无论是由嵯峨天皇本人或是其智囊团写作，都改变不了它的性质，何况拿遗诏和他之前的诗作及文章比对，也并无违和感。最重要的是以嵯峨天皇的名义发表就是其思想的代言。
英语系的金衡山教授认为从课题负责人的中期成果通过语体的借用与变化的角度阐释了其时日本天皇与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博弈，汉文学与和文学之间存在着“虚”和“实”的关系，这是贯穿整个日本文学史的课题，也与西方近当代文学理论有着联系。
唐权副教授提出了汉文学与和文学的“一般性”的问题，指出不在敕撰和宫廷文学范围内的汉文学与和文学能否等同于民间一般的汉文学与和文学的关系，引人深思。
复旦大学的王升远教授指出嵯峨天皇的至多是一种象征性事件，以高层的转折映射出民众的转折，而并非导致汉文学向和文学转折的原因。王教授还结合唐老师的“一般性”问题，提出了单一史观和多元视角的问题，与王汎森的“降一格的思想史”不谋而合。他还指出“国民文学”“知识分子”“日本人”“日本帝国”等近代化表述用在古典研究上的不适当性，提起了发表者的注意。
最后，这次沙龙在课题负责人和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