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项目“基于推理担保机制的逻辑、名辩比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项目“‘汉语言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理论和实践”、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古典实用主义推理论研究”、教育部201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古典美国哲学的方法论旨趣研究”等四个项目的课题组在人文楼哲学系2102会议室举办联合沙龙。项目负责人晋荣东教授、刘梁剑教授、张留华教授分别作报告，并与参加沙龙的教师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第一个报告的是张留华教授，他结合国家课题“古典实用主义推理论研究”以及教育部课题“古典美国哲学的方法论旨趣研究”开展情况，重点围绕两个项目交叉重叠的一个话题“推理的名义”作了交流。为了表明“推理的名义”何以成为问题，张留华教授首先指出，“现代逻辑”视域下的意义理论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足。“现代逻辑”一方面出色地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函数运算由构件的意义（真值及其他外延值）推演出复合体的意义（真值），另一方面也间接地规定了逻辑常项（联结词、量词、模态词、认知词等等）的意义，不过，由于当代逻辑学家们对于“常项”之意义的规定或解读存在各种分歧，导致出现有不同标准的“推理有效性”，此即所谓“逻辑多元化”现象。而正是在当代逻辑多元化格局之下所开展的逻辑哲学研究让我们意识到：不同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不仅对于逻辑常项之意义存在难以统一的“规定”，甚至对于“有效性”的载体——推理——也存在分化：有人把推理的前提理解为类似assumption的命题，另一些人则认为推理的前提是推理之人所实际拥有的信念。对此，张老师特别以Vann McGee案例进行了阐释。随后，张老师还通过实例表明，关于“推理的名义”，不仅存在共时性上的‘多样性”，而且一直存在历时性上的多样性，譬如，格莱斯、密尔、皮尔士等人所谓的推理与当代标准的理解并不尽相同， “知觉、直觉是不是推理？”“‘我思故我在’叫不叫‘推理’？”等等问题也常常成为历史上哲学讨论的焦点。
第二个报告的是刘梁剑教授。他结合国家课题“‘汉语言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新进展，重点围绕“汉语哲学之外的汉语言哲学”作了交流。首先，刘梁剑教授对当前学界对“汉语哲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议。学界提出“汉语哲学”，其中一个背景是对中国哲学现有研究范式的反思：用西方哲学的术语“逆向格义”造成的中国哲学主体性危机；偏于哲学史、文献学研究而不重哲学问题本身。但“汉语哲学”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过于强调汉语语法结构和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质之间的内在关联。刘老师主张有必要从从汉语哲学过渡到汉语言哲学。他首先阐明了“语言哲学”的两层意涵：以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哲学，以语言考察为研究进路的语言哲学。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言哲学”的三层内容：（一）考察中国思想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作用与限度、语言和思想、世界、人的存在之间的基本关系等方面的洞见。（二）通过跨语际的比较研究，考察汉语语法结构和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质之间的相关影响。（三）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家对通过语言做哲学的具体实践及理论反思；经由汉语言考察展开穷理尽性以至命的哲学思考，通过对中国古代及现代思想关键词的现象学描述，通过对中国现代哲学话语创新实践的考察，反思中国思想的语言环境，探索元哲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最后报告的是晋荣东教授。他结合国家课题“基于推理担保机制的逻辑、名辩比较研究”研究新成果，重点围绕“句子观念与推理形式刻画”作了交流。首先，晋老师指出，西方逻辑始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后者的三段论理论开创了通过对推理的形式刻画来研究推理担保机制的道路。形式刻画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而三段论理论之所以可能，要以明确的句子观念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晋老师表达出他的第一个观点：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句子观念。一方面，尽管《墨辩》《荀子·正名》等已经表现出对古代汉语的某种语法分析，但由于“辞”“言”“句”等语词的意义又多样而含混，加之标点符号不发达，标识句子结束的各种语助词的用法也不固定，明确的句子观念在先秦及其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即使唐代出现了对句子观念的界说，但也没有对句子的构成要素与种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接着，晋老师表达了他的第二个观点：中国古代不存在三段论理论，由于中国古代尚未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因此三段论不可能进入理论反思的范围。晋老师对这一论断还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和根据。在发言的最后，晋老师强调，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如果把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看作是对推理担保机制的研究，那么中国古代的推类论述就是对推理的规范性研究，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对于推理担保机制的理解。
本次沙龙，是具有交叉主题、隶属不同专业的多项目合作交流，对于推进和完善在研项目的后续开展具有积极作用。参加沙龙的同学们也表示从中受益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