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8日下午3点，哲学系宗教学教研室于闵行校区人文楼2102会议室举办了宗教学沙龙，沙龙由宋锡同副教授主持，张晓林教授、成祖渔教授、宋锡同副教授、张缨副教授、赵东明老师及哲学系相关专业的博士与硕士参加了本次沙龙。沙龙上，张晓林教授、成祖渔教授、宋锡同副教授、蔡林波副教授分别对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做了汇报。
张晓林教授对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教对谭嗣同《仁学》基本概念的影响研究”做了关于《仁学》的思想来源的报告。张晓林教授认为，《仁学》思想来源复杂，根据谭嗣同的自述，不仅有中国传统诸家思想，如儒、道、佛、墨思想成分，而且杂糅西学、西教。具体言之，中国传统思想来源有船山学、张载学，有墨学，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师友的启蒙思想，佛学界师友如夏曾佑、吴雁舟、杨文会等的佛学思想；西学西教则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上述思想来源在《仁学》基本概念的构建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仁”概念，即是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等融合的产物。
成祖渔教授对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做了报告。成祖渔教授首先介绍了该社科基金研究内容和进度，然后重点介绍了他近期研究成果—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与商人。作为古代中外交通的主干线，无论是北方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与佛教存有密切的关系—不但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是把中国佛教倒流至印度及其它亚洲地区。成祖渔教授从历史角度，介绍和分析了丝绸之路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同时论证佛教传播促进了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邦交友谊。成祖渔教授具体地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进一步论述佛教传播与中外经贸文化往来之间的关系，并且论证了佛教最初由来往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人传入中国。成祖渔教授认为，这一历史现象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即佛教思想和传统对商人及其商贸行为不但加以肯定，同时预以鼓励。就此，成祖渔教授作了如下介绍和论述：一方面，佛教平等、自力思想打破印度婆罗门教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得到当时社会地位低下、但富有经济实力、从事商贸活动的吠舍种姓的好感和支持；同时，古代商人为了牟取利益，远走他乡，不辞千辛万苦、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佛教也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柱乃至方便。另一方面，佛教布施和功德理念，提昇了商人赞助僧团或僧侣个人的自觉，传播佛教、赞助僧团成为佛教商人经商赚钱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经商的路上，商人们自觉成为佛教传播者—走到哪里就把佛教带到哪里。成祖渔教授以佛教文献和历史资料为线索，深入分析了佛教与商人之间、僧侣传教与商人经商之间的关系。最后，成祖渔教授提出这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佛教如何扮演推动中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邦交友好的传统角色?
宋锡同副教授对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邵雍先天易学流传问题研究”汇报了近期课题研究进程中所涉及到的朱熹易学与邵雍易学的关涉问题。其一，朱熹为何强调“《易》本卜筮之书”？这是朱熹易学的基础，透过此论述，他指出“《易》只是说个卦象以明吉凶而已”，强调解读易学经传，不应回避象数易学与占卜起源，进而他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易》以卜筮设教”，主张由卜而教，是儒家易学的关键进路，朱熹的儒学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由此他的核心学术概念“太极——天理——天命”一脉贯穿而下；其二，朱熹推邵雍《易》为“推步之书”，沿着“太极——阴阳——天地交泰”的理路，指出人因循天道之阴阳消长，历史之盛衰浮沉，便可于人世之进退取舍自如自在：“顺天理而事必成”，如此以来，邵雍易学确为“易外别传”，把易学向数学、天文历法与历史学方面推演引申，形成一种“推步之学”；其三，朱熹对邵氏先天易学之发挥，他强调“《易》为卜筮之书”，肯定邵雍的“画前之易”，推崇其易学为“推步之书”，并进而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意在“明理”。朱熹的这种易学态度及其对邵雍易学的肯定与阐发，其规模与力度，在宋明理学史上是鲜见的。也正是朱熹对邵雍易学的推崇和阐发，为邵雍易学在后世流传拓宽了道路。
蔡林波副教授对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文化符号学的道教真形图研究”做了题为“道教真形图的艺术之维”的报告。蔡林波副教授认为，道教真形图的本质是对灵魂（魂魄）的摹画或书写；换言之，真形图其实是古代中国魂魄观的图像化表达。究其根源，真形图是古代中国人对灵魂进行长期探索和思考的结果。原始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本体系由魂、魄构成，二者融合一体即为“真炁”和“真形”。因此，在图像表达上，真形图表现为丹蛇青身的“形体”：丹蛇是魂之像，青身是魄之像。这是基于对婴儿脐带的经验依据和思维提炼的结果：魂是呼吸之炁，轻清而游变，属阳，故象蛇；魄是饮食之炁，重浊而沉下，属阴，故象白色身体（后天），然婴儿之身属初生之体，故为“青身”。就其图像证据而言，这一点，在汉画如马王堆帛画、洛阳烧沟汉画中都有直观体现。更重要的是，丹蛇青身实质上也是中国古代关于神灵和神仙的本体图像形式，汉画中的伏羲、女蜗、西王母、东王公、老君等大神，都以这种形态呈现。换言之，“真形”即“婴儿”、“真人”和“神仙”的图像本体；与此同时，“真形”本身也是“道”的图像化和形体化表达，其内涵着魂魄合一、阴阳合气的思想本质。如此，道教真形图作为生命本体图形，则逻辑地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文化“原型”。在道教符号体系中，真形图更抽象地表现出一种“烝生之炁像”，即表现为一团“真炁”之状。这是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书法之所以强调“气韵”之美的文化逻辑。因为，“气韵”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美学表达，实质上就是根源或基于“道”与“真形”的生命本体思想及其符号形式的结果。最典型地体现即中国山水画。研究表明，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与道教山岳真形图具有密切关系，六朝时期的道教山岳真形图的绘制，对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方法基础。因此，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道教真形图本身也形成为一种特殊的绘画类型，并被称为“秘画珍图”，为历代文人史家所记载和称颂。其中，唐代的青城山道士张素卿就是把真形图加以艺术化的杰出代表。张素卿在青城山所绘五岳、四渎、神仙真形图等，受到后世文人高度推崇和赞颂，被视为“画中之极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张素卿及其弟子，似乎还形成了一支青城山的道教画脉。其传承历史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道教真形图及其思想，确实是支撑和塑造中国绘画特别是山水画的文化背景资源。研究表明，中国山水画不仅在隐形结构（水火之炉）、美学原则（自然为上）取法于“道”和“真形图”，而且在绘画实践上，亦与修道、修真的“存思法”不无合辙一致。要言之，道教真形图确实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书法艺术的文化原型而存在。在古代中国的艺术历史上，道教真形图不仅自身显现为一种“艺术”类型，更是塑造和生成中国古代艺术原则及其形态的根柢和源始力量。
在四位老师的汇报之后，与会老师及学生对几个课题产开了热烈的探讨，并就四位老师们在汇报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推进相关课题的继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