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下午，刘文瑾老师在中文系研讨室4228房间举办了题为“重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小型研讨。活动主要参与者为中文系部分研究生。
近年在美国学界，诸种因素促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争再次升温。争论主要围绕“恶之平庸”这一观点。以马克·里拉、斯坦格内丝以及理查德·沃林为代表的批评者们质疑“恶之平庸”在事实及理论层面的合理性。他们认为，虽然这一观点极大有助于人们思考现代科层制中的人性问题，但以“平庸”、“无思”来理解艾希曼，却是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历史真实面貌的误读。里拉和沃林指出，误读的原因，是阿伦特未能摆脱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以及她对纳粹之恶“过于复杂的简化”。本次沙龙报告人介绍了这些争论的内在理路，详解了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和《极权的起源》中的部分相关章节，指出，从“根本恶”转向“恶之平庸”，阿伦特的问题在于她大大地缩减了人们理解恶、应对恶——或者说思考人类责任——的问题框架。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这其中发生的是怎样的改变？报告人认为，关键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根本恶是在一种神学框架中思考恶，而“恶之平庸”则显然拒绝了这种框架。我们应当在此种神学意味的消失中理解阿伦特所说的“恶没有深度”。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中，恶要么像歌德笔下的墨菲斯特，作为一种否定性来刺激着人类不断追求的欲望，要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以自己来取代上帝，想要成为人类的新神。这些恶都拥有某种堕落天使的深度，与善构成某种辩证关系。仿佛善越大，恶也越大。而当阿伦特说，恶没有深度时，她不仅改变了自己过去对恶的理解，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对极权主义制度之终极意味的理解：在“根本恶”的理解中，极权主义观念指涉了一种现代性内在的虚无主义潮流，这种潮流以一种总体化的统治，破坏了人类尊严，将无数人类变成了多余的，应当被消灭；而在“恶之平庸”中，极权主义失去了这种终极性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