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路向研究”召开第二次学术沙龙

发布时间:2017-12-22浏览次数:45

 

121日下午,哲学系陈立新教授主持的2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路向研究”课题组,在哲学系办公楼2102室举办了本课题的第二次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的主题为“文化自信与中国新型现代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晓明教授、王金林教授、汪行福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文喜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日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忠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蒋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长成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余在海教授、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学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卢德友副教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李齐副教授以及我校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孙亮副教授、博士后陆凯华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部分研究生等出席。此次沙龙由陈立新教授主持。

陈立新教授首先介绍了本项目一年多来的开展情况,以及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和内容设计,课题组展开的若干学术活动,如撰写了几篇专题学术论文。本次沙龙的主题,是围绕文化自信与中国新型现代性、以及中国现代性开启新型文明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而进行研讨。

吴晓明教授认为,文化自信、中国新型现代性等问题,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其思想资源,当今谈论这类议题,需要在方法论上和主观思想有一个分割,我们就此可以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反对主观思想,要能够进入到客观精神领域,文化自信必然植根于客观的历史的运动当中。其次,从法哲学角度入手,理解和阐述新型人类文明、文化自信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等问题,是有必要的。第三,当代中国社会新文明类型的基本定向,无疑构成了我们理解和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最后,理解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新型现代性,有两条重要的判断:一是不存在原子式个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中华文明的特质及其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哲学之中。

王金林教授认为这个主题非常有意义。首先,近代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这两个阶段相对照,证明了中国人民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有了谈论文化自信的机会。其次,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通过诸如08年奥运会、G20峰会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再次,文化自信涉及到中西文化交融等问题,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发展脉络。最后,中华民族开启新型文明或文明样态,一定要充分占有整个人类的先进生产力。

张文喜教授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讨论文化自信的问题。他认为,文化自信或者文化建设问题的直接根底是政治哲学。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解读,第一,在中西社会环境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第二,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治理图式。第三,在标明国家治理能力目标和治国之道时,关键的问题是使治理目标贯穿“道”所要求的创新,并将“道”视为治国之本。第四,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既不是如何积极或者消极地适应、凑合一些先发国家的现代形式,也不是追随现代化的所谓新技术问题,而是应当藉由种种国家现代形式在种种力量的斗争去理解关于中国道路的根据。

刘日明教授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十分值得当代中国学界重视和借鉴的。在方法层面上,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始终要防止主观思想的泛滥;在内容层面上,马克思揭示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的限度。这些思想资源表明,西方的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而非现代性的全部;这也意味着现阶段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从理论上看是具有可能性的。

陈忠教授认为,我们理解文化自信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实现一种逻辑思路的转换,即通过承认人的有限性而完成从无限的扩张向有限的让渡的转换。这种有限性尤其表现在人的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上。首先,文化自信应该承认人的身体的有限性。其次,文化自信还表现在对城市建筑空间的改革上。第三,文化自信还应该体现在中国对全球地理空间的利用上。

陈军编审指出,在用哲学话语来表达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的实质时,实际上是不同的文明对存在的互换采取了不同的应答方式。西方人对有限性整体上感到惶恐,希望通过技术控制来克服有限性。西方文明通过分析计算的方式达到了对有限性的克服走向了无限性。然而东方文明则以达观的态度接受了人的有限性,而不是克服有限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化解掉这种焦虑。在资本世界化的当代,所有人都被纳入到世界性之中,但是中国文明本身仍然具有独立性。中华文明有内在逻辑,同时也面临各种外来的冲突。中国道路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这也使得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余在海教授认为,在思考中国现代性道路与文化自信问题时,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批判性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清历史与当代的关系,需要采取历史批判的态度。第二,要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第三,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正是因为我们处于与西方文明相对待的位置之中。最后,正确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批判地审视世界历史进程,始终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基础。

李长成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精神建设应该注意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代中国建设的根本价值指向。第二,当代中国建设中的启蒙问题,特别要注重马克思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和超越,关注伦理共同体的建设。第三,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构。相应地,我们还需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打通中西马的间隔;二是要摆脱功利化、实用化、激进化、抽象化;三是要批判权威主义的价值观;四是知识分子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孙亮副教授认为,在思考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要避免一种幽灵般的思考方式。文化自信是一种时代性的坐标,要求我们要勇于实践。如果从精神性的角度来思考文化自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追问文化自信的方式。我们应当透过当前的社会生活现象,追问为什么需要文化自信等问题。

卢德友副教授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自信研究当中应当关切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信心。第二,今天我们谈论文化自信和精神建设,主要是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第三,精神建设和精神生产,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人的自由精神的生产,更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生产。

李齐副教授认为,谈论文化自信应当考察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客观精神的批判,何以能够成为我们新型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进行客观精神的建设,这种客观精神就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客观精神,即社会中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共同意识。此外,中国的文化是道德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建设今天的社会秩序有何作用,这是我们思考并坚持文化自信时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与会的专家还围绕本次沙龙的主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并回答了参会学生提出的问题。最后陈立新老师作总结发言。他认为,各位专家发表的见解及其相互讨论,高见迭出,精彩纷呈,不仅增添了本次沙龙的学术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化自信与中国新型现代性问题,标识了探讨这类问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理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