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下午，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尤海燕老师的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至十世纪初日本文学的思想性研究”开题沙龙在闵行校区外语学院一楼教工小家如期举行。应邀出席的专家有我校外语学院英语系金衡山教授、中文系陆晓光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王升远教授、外语学院日语系唐权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经济文化学院陆晚霞副教授。外语学院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师生也旁听了这次沙龙。
首先尤海燕老师通过PPT和纸质资料介绍了她的研究概要：包括研究主旨、选题依据、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和框架、重点难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她看来，八至十世纪初是日本文学和思想结合度最高，也是两者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两者互相作用、互为表里、共同发展的进程值得关注。现今学界有从思想史・文学史角度进行整体把握的研究和方法论，也有注意到思想的重要性、自觉将其与文学相结合的个案研究，但是聚焦在八至十世纪初这段特殊时期上的文学的思想性研究还没有进入视野。因此，如何在文学·思想史的大语境中凸显典型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意义？如何将容易陷入固定、琐细和特殊化的个案研究与这一时代的思想倾向融为一体，获得用思想的线索统一时代文学全局的自觉意识和整体视野？如何在重新构建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同时，显现日本人民族性的觉醒与伸张？……等问题就浮现了出来。解决上述问题，就是本课题的最终目标。同时，也会对现在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不重视思想的缺陷进行纠正和补充。
在听完尤海燕老师的报告之后，各位专家积极发言，热情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唐权老师在确认了研究主旨和目的之后，指出如下几点：此时期的划分依据需要明确；涉及文本皆为经典性文本，如何突破既有的研究？文学思潮的提法日本之前已有，要明确和本课题的相关度；民族文化主义方面需要学习铃木贞美的论著；要关注当时唐朝周边其他国家（如朝鲜、越南）的接受大陆文化的情况，与日本的不同等。王升远老师也首肯了唐老师最初的疑惑，指出文学研究不应该人为地硬性割裂，即便出于研究需要划分时期，也必须注意呈现历史长河连续的脉络；用文学史／文本来定义、概括和追踪民族性的方法是否可靠可行？民族性的产生是渐进的而非固化，除了文学文本之外也需要关注物质的、人的交流，因为思想的形成不仅仅体现在文学中，更不仅仅由文学促成；建议学习丸山真男、柄谷行人等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学说，加强研究的纵深。陆晓光老师则认为和汉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和汉文本的互文性才是本课题的最核心、最重要和最独特的部分，建议深入挖掘，而其他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提法需要慎重使用。金衡山老师指出，首先需要明确“文学思想”和“文学和思想”的区别的联系，另外，关于“文学”“思想”“文学类型”等的近代概念是否可以直接用在日本古代文学中，也需要在厘清和明确；还有，“意识形态”和“超意识形态”的提法还需考虑。陆晚霞老师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思想不可或缺的文本《日本灵异记》是佛教的世俗化（本土化）的体现，是构成日本古代民族性的大众思想（而非经典文本中的精英思想）的重要文本；津田左右吉关于日本民族和本土思想的学说也要纳入视野；另外，比起“民族性（国民性）”， “本朝意识” 的提法可能更为妥当，十三世纪才是神佛一致、日本本朝意识的完成时期，八至十世纪初应该是萌芽时期。此外，来自中文系的隋源远老师也就《日本书纪》《古事记》的文体和文本问题发表了意见。
各位专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关注点就本课题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指出了课题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对课题负责人来说，每条意见和建议都是中肯而宝贵的，具有很高的启发性、参考意义和价值，对课题的进行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