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由教育学部杜成宪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课程史研究”（课题批准号BOA160027)，在中北校区理科大楼A204举行了中期学术沙龙。两位专家王伦信教授、蒋纯焦副教授和教育学部内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20多人参加了学术沙龙。
项目主持人首先汇报了项目的开展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课程”方面的文稿约10万字，基本上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课程发展的主要线索；完成“教材”方面的文稿约8万字，也大致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教材发展的基本线索。“教学”方面的文稿正在准备之中。
为了让参加沙龙的专家和研究生对目前研究工作的进展有比较具体的了解，项目组向沙龙提供了阶段性成果的一篇专题论文，以此为例，介绍项目研究的实际进展情况。这篇论文的题目为《为‘六经’配‘四书’——宋代新经学课程的建构》。论文论述了作为新经学课程“四书”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四书”课程的阶梯特征，即“四书”作为“六经”课程的阶梯、“四书”课程内部的阶梯和作为“四书”课程的阶梯课程《近思录》，并阐述了新经学课程的样板课程方案——元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论文提出，经学课程在宋代有一个重要发展，即理学家创造出“四书”课程，希望能够为学习“六经”准备先修课程，然而，由于理学家对“四书”课程的格外推崇，使之逐渐从配“六经”变为“六经”配。
项目主持人认为，关于“四书”与“六经”在课程上的关系，论文是作了梳理的，讲清楚了理学家构建新经学课程的完整体系和阶梯性，这是研究的收获。但论文写作中也可以看出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作为本研究的工具的课程理论掌握得还不够到位，因此对历史上的课程史实和问题概括、把握、分析、阐述存在不够深入、准确的情况，有待在未来研究中的进一步改进。
项目主持人报告后，与会的专家与研究生作了发言。有的就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有的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专家认为，在经学教育历史上，由于经书数量庞大，通经很难，从汉代起，一直在寻找通经的办法，宋代创造出“四书”课程，算是找到了一种解决通经问题的尝试方案，论文对此过程作了阐述，就此而言，项目研究是取得收获的。也有专家认为，“四书”是被“赋予”意义的，本来没有这种课程结构。由此联想到在中国教育史上类似被“赋予”的情况还有一些，如《学记》也存在古今异见情况，后来其意义也是被“赋予”的，这种现象值得探究。有研究生提出，中国传统的课程与西方课程是不同的，中国的课程是学“事情”的，而西方不同。也有研究生提出，说宋代新经学课程，其“新”何在？是增加了课程的数量吗？还是什么？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新不是表现为课程数量的增加，而是表现在结构的变化、地位的变化、重视程度的变化。《大学》《中庸》本来就在“五经”里的，是篇目，后来单独成立为经了；《论语》《孟子》原来已经是经了，尽管地位尚不及“五经”；一旦“四书”单独成套，并与“五经”并立，情况就改变了。另外，新经学课程之新，还体现为解释新了，是理学的解释了，重义理，而非重章句训诂。
与会专家还对项目主持人坚持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的问题，坚持研究专业领域内的具体教育问题，坚持将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学理论的结合，表示肯定。一些研究生还提出希望能够有更多类似的学术活动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