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体育与健康学院承办，以“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与启示”为主题的华东师范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书评》期刊社、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的十数名知名学者和研究生参与本次学术交流。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刘桂海教授主持开幕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研究员发表主旨演讲。本次会议学者们就体育外交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与会学者从理论、外交实践、议题领域等多个视角探讨体育外交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总结体育外交经验、开发体育外交功能，开启全球治理新时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于宏源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民间外交在特定环境、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已经产生了渗透性，并与官方外交过去的功能产生了逐步深入的交互。而体育外交具有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双重性质，从实践上讲，更多的围绕着民间外交展开。随着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开放，逐渐和世界构建起以点带面的中国式利益链、价值观链，中国式的网状外交结构日渐完善，因此，加大对于体育外交等一系列民间外交的资源投入将更有助于发挥体育外交的主体性效应，加强体育外交的深化效应，实现民间外交多维度的国际参与。
体育对外援助是体育外交实践形式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向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派出了体育援助。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教授指出，体育援助既可以是诱导性的，又可以是吸引性的权力运动，体育外交的政策目标往往有两种：1.纯体育项目入奥，例如太极拳；2.超出体育自身，更深入的达成特定的外交目标。除此之外，体育援助的实施需要有特定的条件：欲达成外交目标需要周密的规划，制定适合环境与形式的外交目标，以及受援助国要有浓烈的体育氛围、对体育足够重视，如此一来体育援助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体育外交的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乒乓外交”脍炙人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陆钢教授从体育外交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展开论述：“一带一路”既是政府外交又是民间外交，这与体育外交的特点不谋而合。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词，如何跳出以往我国实现“民心相通”的惯性思维需要体育作为抓手，发挥体育外交高影响力、低敏感性等特点，通过体育大使宣传、区域运动会、“一带一路”体育节、民族传统运动交流、利用中国体育健康市场吸纳人才等路径。循序渐进的开展“共同体”建设，以体育线性合作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敏感领域的多维度合作。
《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从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体育魅力的博大精深，为体育外交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新的方向。郑诗亮以中国围棋复兴之路，以小见大的剖析出上世纪中日关系变化过程中中日围棋运动交流的时近时远却始终藕断丝连。以及曾震撼世界的中国围棋发展处于绝对劣势下连续取得中日围棋对抗赛三届冠军的壮举，聂卫平一系列超出想象的卓绝表现曾以一己之力振兴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强烈认同感。并指出：“围棋虽小道却是大势，国运小，棋势小，国运盛，棋势盛。”可见体育所蕴藏着的巨大魅力与能量，再一次的印证了“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赋予了体育新的时代使命，充分发挥体育外交的特点将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体育与战争的关系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体育是化解战争的途径，有学者认为体育是战争的延续，也有学者认为体育是替代战争的某种形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授向我们指出体育与战争具有互文性，中国传统运动武术与战争形式上相通，都具有暴力性与战争性，体育语言和战争语言也互通。除此之外，体育外交的效果也会存在反作用与无作用，如奥运会上也充斥着国家之间的争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体育也具有政治性，所以通过研究体育与战争的关系会是体育政治研究的一种新路径。陈玉聃副教授同时指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体育文化，“竞争”也是和平的竞争，在竞争中击败对手是对对手最好的尊重，合乎礼。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体育精华会对我国“和谐世界”建设过程提供理论指导。
体育体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体育的交往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进行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拯副教授提出他的观点。我们知道，人多的地方就能产生政治效应，而体育作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领域，其政治影响力之广泛远远超过我们印象里政治属性明显的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著名的乒乓外交、板球外交、朝韩冬奥外交深刻的展示了体育所能产生的政治效应。体育同时也能改变我们的民族认知，我国在举办了08年奥运会后，实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自我认知，民族士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深入探究体育外交研究体育的政治效应是迫在眉睫的研究重点。
棒球运动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棒球运动已经率先成为了我国军事运动的重要部分。上海图书馆副研究员沙青青从我国棒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为我国体育外交的展开提供了新的视野，棒球外交的发展历史伴随着我国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棒球运动在我国的政治属性十分鲜明。棒球运动起源于美国作为一种自由的运动；东传至日本后被其吸收内化，将武士道精神进行价值嫁接，成为一种纪律性、民族性非常鲜明地运动；我国所接纳吸收的正是日本改造过后的棒球运动。但作为诞生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运动，棒球在我国产生了政治与热爱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棒球运动时而废弃时而拾起的现状。现今，我国的棒球运动又有了崛起之势，这不妨又是我国政治优势的侧面体现，值得我们深思。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从体育外交的效度与限度进行思考，指出体育语言是最亲民、最易懂的语言，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直接通过体育进行交流。同时，体育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这个特点既给体育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弊端，价值中立赋予了体育政治风险小，因此在国家采用体育外交的过程中可以做到进退有度，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效应高，速度快。另外从宏观上来说，体育外交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有限，是基于国际环境、政治、经济等领域之上而存在，更多的是导火索的作用，在双方诚意趋近时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因此体育外交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可以基于现状将外交效果扩大，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体育外交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存在潜在关联，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敏副教授在会上提出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网络途径的民族表达兴起，在当时，中国人对于自我认知的空前认可一定程度促成了网络民族主义浪潮的掀起。从08年到2018年的十年时间，以体育为标志画出了中国发展的十年轨迹。在当代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随着社交媒体的创新变化、新生代的价值观变化已经逐渐淡化，而体育却仍是政治活动的先锋，体育外交在进行政治活动中需要重视自身的主体性，要与政治合作，避免过于政治化从而失去体育本质。
来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刘树才从“集成体”思维来研究体育外交的本质。刘博士指出，我们之所以反复深入地讨论体育外交究竟是路径功能还是目的是因为体育外交在学术边界上存在敏感点，我们不能仅仅从直观上或者经验上的局限于路径与目的的二元固化思维之中。体育是多元的存在，它的政治性、资本性、游戏性、目的性等特点都是集体存在，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元素代表了它的全部，而应该从“集成体”思维出发，综合定性的将体育外交进行学术研究及定义，这会是我们在体育外交领域的研究创新点。
本次会议的最终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刘桂海教授带来。刘教授从深入微观的角度出发，指出西方对于体育外交的定义主要从文化交流出发，在我国体育外交的定义以钱其琛外交大词典中的定义为主。刘教授将体育外交进行了具体分类：1支持型体育外交2反对型体育外交3构成型体育外交4融合型体育外交5突破型体育外交6发展型体育外交7情感型体育外交8主体型体育外交。并细分了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体育外交在未来势必会发挥更加重要的时代作用。
文｜体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