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下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我校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期沙龙在哈佛大学举行。本次沙龙主要围绕在20世纪上半叶左翼文化的兴盛与传播过程中，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构成的关系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派、文化保守派知识群体的关系等展开。中期沙龙报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生张倩烨主持，由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博士后李钧鹏担任评议人。
唐小兵引用沈从文在《记丁玲》一文中的叙述“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从一枝笔上得到群众的作家，失去了笔同时也就失去了他的武器，便毫无实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笔，来应付别一种事情，在‘用失其长’的情形中，是不是还能做出比好好的写一本书更可观的成绩？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来引出20世纪20、30年代左翼文化兴起之后，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启蒙知识群体开始发生内部的分化，而丁玲在时隔多年之后读到这篇以她为主角的文章的批注： “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更是引人深思。
唐小兵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政治到清末民初的文人政治再到1920年代以后的政党政治的历史变迁，来探测和讨论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对于现代中国知识人而言，知识分子与政治大致上有三种关系形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试图超然于政治，充当监督政党的政论家；左翼的知识分子试图介入实际政治，投身革命，来具体而深入地影响中国的历史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将中西经典的文化实现内在融合，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其实质也就是为中国政治的未来奠定基础。唐小兵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精英（民众）的关系耐人寻味，自由派知识分子自认为是重建社会重心的中心力量，因此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气质，而左翼知识人则往往对自身的社会阶层出身有一种反思甚至否定，比如1920、30年代充斥在上海各种报刊上的“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无文”的话语，弥漫着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特质，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具有文化托命之人的价值承担，试图融合中西经典的文化。最后，唐小兵则从启蒙与革命的内在关联提出了他的学术思考，20世纪的中国究竟是启蒙的匮乏还是启蒙的过度？启蒙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吗？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征的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还是其异化甚至背叛？20世纪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正面的历史遗产？
最后，李钧鹏博士在评论中就何为“知识分子”和“真正的革命”，以及现代中国的各种类型知识人所具有的共通性的家国天下情怀在左翼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民国自由主义知识人是否真的脱离了大众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