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海外核部署研究”举行项目沙龙。本次沙龙由项目负责人陈波副教授主持，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游览、刘晓晨和博士生蔺晓林参加了活动。
项目负责人陈波老师介绍了最近的研究成果：肯尼迪政府与南越1963年危机。应该说，这一课题在美国的越南战争史研究中属于比较成熟的题目，但美国最近解密了肯尼迪总统的重要会议录音文件，这为从史料上对以往成果进行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可能。陈波首先介绍了美国越战史学的状况。美国的越战史学（Vietnam War historiography）是一个宏大的、值得关注的课题。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围绕越南战争形成了两个相对应的流派：传统派（orthodoxy school）和修正派（revisionism school）。传统派是在越战给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冲击的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又与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文化运动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媒体报道、评论人观点甚至现代传媒技术的影响。比如，最早批评肯尼迪的越南政策的，是与越战纠葛颇深的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大卫·哈伯斯坦，他的《陷入泥潭：肯尼迪时期的美国与越南》除了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之外，尤其对吴庭艳政权不满。此后，切斯特·库珀的《失败的征讨：越战中的美国》和斯坦利·卡诺的《越南战争：一部历史》，用更多的细节讲述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失败，加布里尔·科尔克的《透视战争：越南、美国与现代历史》则进一步指出越战是试图向世界强加“美国秩序”的结果。传统学派认为美国注定在越南失败，是个“错误”和“悲剧”。越战错误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冷战对抗的逻辑选择了南越作为扶植的对象；二是逐步以军事手段取代了政治手段。修正派的出现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变化相契合，是社会保守力量对60年代自由主义历史书写的一种回应。到了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再度高涨，从而在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对以往重大历史事件再研究的“修正”观点，特别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形象得到了修复。以越战为例，修正派学者认为传统派观点长期浸染和影响美国史学，美国在越南的行为形成了一张“道德可疑的脸谱”，一种“必然失败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的道德和物质优越性“毋庸置疑”的话，那么越战的失败就是内部问题了：政府内部的自由派分子、媒体以及反战运动等等。例如，修正学派代表人物京特·莱维的《美国与越南》对传统派的“意识形态狂热”并不认同，认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无可厚非。修正派另一代表人物哈利·萨默的《论战略：对越战的批判分析》从军事的角度观察越战，认为美国在越战中的问题在于背离了美国传统，过于被当时的国际政治所左右。迈克尔·林德的《越战：一场必要的战争》也是修正派的代表作品，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其动机和逻辑是合理的，但具体手段值得商榷。修正派人数不多且处于守势，总体上把越战看作是必要的，也是有成功的可能的。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越战研究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参照，有了新的认识。加上新史料出现和新史学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派的观点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弗莱德里克·罗格威尔的《选择战争：丧失和平之机与越战升级》，认为越战不可避免并非是冷战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因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将美国领入绝境。马克·布雷德利的《越南和美国的相互想象：独立越南之形成，1919-1950》，试图摆脱美国为中心的视角，将越南本身纳入考察的范围，认为美国和越南的行为更多地是受到了对对方“想象”的影响，而不是对方实际本身。赛斯·雅各布的《美国在越南的奇迹人物：吴庭艳、宗教、种族和美国对东南亚的干预》将美国支持吴庭艳的原因归结于文化和宗教原因。无论是政客们的权力欲、美国对越南的想象与误读，还是与南越的宗教联系，以上三位研究者虽然努力从“冷战逻辑”之外来解读，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派。马克·莫亚的《被遗弃的胜利：越南战争史，1954-1965》是新世纪修正学派的又一代表作，认为越南革命应该被遏制，吴庭艳是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美国卷入越南也是“正确的”。美国和南越的军事行动在阻止越共方面也是有成效的，反而是美国媒体对一些事件的报道，误导公众和一些政府人员认为这个政权濒临崩溃。莫亚认为恰恰是支持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即将取得胜利的反游击战，从此南越局势陷入混乱，美国不得不派军队进入越南。
就史料而言，1963年南越危机也体现了学者们对越南战争具体问题的持续关注。1971年被媒体披露的《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专门有一部分涉及南越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反应与政策。2011年，该文件完全解密，为全面解读这些史料提供了可能性。除此之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电子数据库“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DRS）和“国家安全数字化档案”（DNSA）等传统美国外交史料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SA）曾在2003年、2009年和2013年分三次解密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关键性文件，甚至包含了史料的比较分析。尤其是2013年解密的1963年8月底几次重要内阁及白宫会议的录音和会议记录文件，为学者更为确切地了解美国高层，特别是肯尼迪总统本人对军事政变的态度变化、在政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多、更直接、更富批判性的史料依据。
目前从事的这一课题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有三个层次的意义：1）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包括政府高层官员的内部分歧及成因；2）美国外交政策存在的价值困境，即时常会陷入一种自身的现实考量与价值诉求带来的尴尬境地，无法摆脱国家安全利益与意识形态目标的选择困境；3）档案材料的多元化与文本史料的批判使用，特别是录音材料的比对与互证要求研究者对文本史料存在的“陷阱”有甄别和批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