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下午，国家社科项目“突发事件政府应急话语技术与形象修复策略研究”沙龙在闵行沙龙举行，沙龙由项目负责人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及政治学系的老师同学们围绕郑永年的著作《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聚焦网络时代的技术赋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国家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郑永年的著作。本书大致探讨了以下5个问题：1、为什么领导人要发展信息技术？2、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控制？3、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如何在中国发生？4、互动战略与集体行动的成与败。5、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能否带来直接的政权变革？郑永年运用一种历史的角度，从y一个海外观察家的视角分析了技术赋权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
在郑永年看来，领导人之所以要发展信息技术在于技术民族主义以及寻求政治合法性。同时，在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领导层试图建立两种机制，一个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另一个用以实施政治控制，以保持政治控制。在论述中国互联网的公民参与的方面，郑永年提出了数字赋权的概念，认为互联网对民众进行了赋权，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此外，还根据赫希曼的观点，将网络行动分为：退出、呼吁与忠诚。在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基础上，郑永年提出“呼吁”更容易被互联网与国家接受。书的最后，郑永年得出结论，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无法带来直接的政权变革，只会促进政治自由化。
在分享完郑永年的观点后，与会老师围绕“技术赋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点评。
最后，潘祥辉对沙龙讨论进行了小结，并结合当下网约车新规对“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共政策缺乏对网络民意的回应性。网约车让我们看到了旧制度对新事物的收编，也显示了互联网技术的局限性。新技术与旧体制的博弈中两个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利益，一个是观念。利益是很难一下子被技术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可能是观念，互联网上的民意也许撼动不了利益格局，但至少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也是我对互联网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谨慎乐观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