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下午，哲学系陈立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路向研究”课题组在哲学系闵行校区办公楼举行了开题报告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汪行福教授、邹诗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忠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姜佑福副研究员出席了此次开题报告会。
陈立新教授首先介绍了本项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价值，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理论视野，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围绕“历史文化传统”、“现代世界法则”、“新型文明开启”、“思想认识方法”主题词，深入探讨中国新型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性意义。陈立新教授还具体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思路和内容设计框架。
王金林教授认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构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批判性分析西方源生的现代性，即依据唯物史观的人类发展与解放理论以及黑格尔的法哲学（其间对现代性有诸多深刻批判），并参考西方现代性批判的自我反思，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的历史正当性的前提下，从理论上揭示西方源生现代性之原则性缺陷，对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进行批判性分析。其二，批判性地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即依据唯物史观的人类发展与解放理论，在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缺陷的同时，从理论上揭示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中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要对中国文化传统也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进行批判性继承。
汪行福教授认为，中国新型现代性要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完成两个理论转变：（1）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视野转译为具有中国现代性新文明形态的规范和价值体系；（2）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判断转化为处理中国当下实践与新型文明之间历史性联系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判断。汪行福认为，该课题对问题的提炼和表述是比较准确的。
邹诗鹏教授认为，该课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道路的具体化研究，课题立足于中国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内在理路，引入西式现代性的资源，但又对其资本及其物化逻辑展开批判，清晰地规定了西式现代性的限度，进而拟对中国现代性及其新型文明建构展开了历史合法性及其思想认识方法的探讨。邹诗鹏在充分肯定该课题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建议该课题对西方历史哲学传统范式展开更为针对性的批判分析，并在论证中国新文明类型的过程中实质性地突破域外所谓“例外主义”的质疑。
陈忠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路向研究”课题，同时对从哲学高度理解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和探索中国现代性的特质与建构方向，都将有所助益。陈忠认为，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对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的关系进行深度确认或定位，以及如何认识中国新型现代性的民族性与普适性的问题以及现代性本身属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固然有其一定的普适性、世界性，但如果放大了这种普适性，即使以“和平主义”为核心或标识，仍可能引起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这其实涉及对现代性本身的限度的认识。现代性本身是否是一个有问题的进程或范畴。
姜佑福副研究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路向研究”这一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十分重大。如果能够按照课题论证的基本设计扎实推进、成功实现预定研究目标的话，将意味着能够立足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来深入检讨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对现代性社会的规范性理解，我相信在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西方现代性学说的吸收与校正等方面，都会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姜佑福认为，对“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的研究，既要有哲学存在论或形而上学批判的维度（核心是中西马的融合问题），要有法哲学、政治哲学或社会存在的维度（核心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还应该有科学技术、工业体系或马克思说的“感性存在”的维度（核心是对当下中国正在展开的技术类型与产业发展规划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分析）。“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还是要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之上，实现对现代西方资本文明和技术文明的某种“自由”态度，要能够真正批判性地占有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成果，同时扬弃其“现代性弊病”，而其中最最困难的可能恰恰是对技术文明的批判性分析与实践驾驭。
与会专家还就与本课题有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好交流。陈立新教授对诸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课题组成员将以最大的精力和热情完成本项目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