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下午，由我校中文系黄人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文书学视角下的先秦两汉官学”在闵行校区学术人文沙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虞万里教授、我校中文系彭国忠教授、赵厚均副教授、日文系陈文佳讲师、古籍所王园园博士生、中文系孙逊博士等，以及来自全校其他院系的师友。
课题负责人黄人二教授认为首先介绍了古文书学的起源以及中国古文书学的设立和发展，“古文书学”起源于欧洲，而“中国古文书学”这个概念也仅是三年前提出。所以进一步明确“中国古文书学”的概念、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并与其他类似学科，如文献学、史料学、档案学、简牍学、敦煌吐鲁番学、黑水城学、徽学等相比较，是较为迫切的事。而将所有属于官学内容的典籍之简牍、帛书，加以考察，合一炉而冶之。以前经学、经学史上讲不清楚的旧题，加入新材料，学术上的难题，渐渐变得有解决的可能。所以，先将写在战国两汉简帛上的古文字讲清楚，小则先解决经典上的文字问题，大则再解决经学史、学术史上的疑难。古文字的识别也是本课题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针对上述课题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与会的各位专家和老师积极发言、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虞万里教授认为这个课题的开展，对中国经学、经学史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古文书学”上的意义而已。虞教授希望本课题的开展，能在相关竹简的整理者和其它学者的文字考释基础上，将每篇简文，做出一个目前最好的、较正确的新释文；其次，参酌他人的意见，若有必要将竹简重新编联，则提出看法与见解；第三，做出校读，如西汉的刘向，为古代朝廷宫中中秘的图书所做的工作一般，并援引其它相关的出土、传世文献，加以比勘研究；第四，竹简内容的阐释，也就是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等方面的说明。
彭国忠教授则从中国的经部典籍的角度而言，“经传体式”与“经疏之衍成”应该该居重点研究的对象。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官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私门无著述文字，此《管子‧任法》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之义。官学既衰，私家讲学之风起，惟孔门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称极盛焉。学者受师之业，或仅得其一体，或别成为一家。现在，比如《论语》的形成与其在先秦时的称呼问题，这些经学史上的大问题，还没有学者没有解决的。相信今后，悬而未解的相关学术问题上，竹简出土文献必能再度贡献出它的参考价值。
陈文佳老师认为重点在“官学”、“官文书”，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本课题研究，在学术思想理论上，是要解决日渐浮上台面，变成可以讨论的中国哲学史、经学史上重大、疑难问题，于现在这个竹简大发现的时代，加以解决。（2）学科建设发展，是要建立起出土文献学和传统经学研究的系联与沟通，并深化汉语古文字学、先秦两汉史、古籍校勘等学科的研究。（3）资料文献的利用上，是希望将近三、四十年来发表的竹简、帛书，包含经部典籍的部份，加以各方位、全面性的整理，将新出土文献资料在隶定、释读、注解方面，做好细致的工作，并深化传统经籍疑难之处的研究，传统说法凡是说对的地方，加以肯定；说不对的地方，加以订正。当然，对于大、广方面的思想解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也要适当地加以考察探索。
古籍所王园园博士、中文系孙逊博士等其他与会人员也有十分精彩、具有启发意义的发言。
最后，针对与会专家和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和疑问，课题负责人进行了回应和交流，并报告了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和工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