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第162讲大夏讲坛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开讲，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作了题为“日本国内中国史研究的实证主义”的学术报告。本次大夏讲坛由人文学院历史系终身教授牟发松老师主持并点评，来自本校思勉高等研究院的张济顺教授、历史系邬国义、陈江、章义和教授等以及来自中文系、国际关系学院等其他院系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研究生们聆听了讲座。
斯波义信先生是战后日本第一位得到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日本学士院150位院士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史院士，现任日本东洋文库库长。他是日本汉学界“东京文献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宋史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卓然。他的著作《宋代商业史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国都市史》等，都堪称经典之作。
斯波先生的演讲，从“训读与考证学”、“中国法制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对日本中国史研究学界实证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做了线索清晰和简明扼要的梳理。报告伊始，斯波先生讲述了日本学界在1880-1990年代对西欧近代历史学的接受，主要是兰克史学的影响，成为后来日本中国史学界实证主义的重要来源。但是日本本身汉文书籍“训读”的历史，为实证主义形成提供了本土发展的基础。江户时代后半期，日本“考证学”兴起，其中三井昆仑的《七经孟子考略》被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编入，说明日本考证学的成果，清人学界也是肯定的。东京大学刚刚建立，考证学就成为东洋学的主流。接下去，斯波先生从日本学界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两方面，展现了实证主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重要发展。当1880年代东京帝国大学比较法制方面的学科建立起来的时候，不但要研究日本历史上的外国法即唐朝律令，也要研究日本的固有法，即幕府时代的庄园法和武家法，还要了解和引进西洋法。中田薰是日本法制史的奠基人，是日本考证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人物，对于唐律令、武家法、庄园法的研究十分深入，特别是对日本固有的法律怎样去适应西方法律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斯波先生提出，如果不深入了解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就无法了解亚洲近代的法律系统的变化。此后中田薰的学生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继续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上做出较大贡献。滋贺秀三尤其重视对判例和私法文书的研究。此外，日本学者对习惯法的研究比较重视。在日本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贡献特别大的是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内藤湖南提出由于具有“监察-晋升-重用”三原理，中国官僚制度特别稳固，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美国学者也有相似观点，很可能是参考了内藤的主张。宫崎市定主要从技术经济发展方面对内藤湖南进行补充，在君主独裁、胥吏方面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此后桑原骘藏、加藤繁等都在实证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日本战后曾有过一段时期对中国历史时代区分的理论讨论。但70年代之后，已不再纠结于此。
牟发松教授点评斯波先生的报告，认为这既是对“东京文献考证学派”源流提纲挈领的梳理，某一程度上也是对斯波先生自己治学方法和道路的总结回顾。他不仅仅是考证学派，更是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考证学派。斯波先生为我们做历史研究指出了一条道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
与会的师生积极参与了与斯波先生的交流互动。历史系主任王东老师代表学校向斯波义信先生授予“顾问教授”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