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下午，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先生应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纳‘四裔’入‘中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的学术演讲。此为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的第二场名家讲演，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主持。
葛兆光先生从当下中国“内”与“外”的现实环境切入，简要分析当下中国在国家问题上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接着，葛先生将眼光投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现代中国的形成有两个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也就是从朝贡体系的宗主，渐渐转变成现代国际的一国；二是“纳四裔入中华”。葛兆光先生针对“中国”国家建构提出了三问，并直指本次讲演的核心，即探讨现代中国在国家建构上，“中国”与“中华民族”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又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葛先生对清末民初两种不同重建“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思路，“五族共和”和“驱除鞑虏”进行了梳理。其中，“五族共和”就是建设一个合满汉蒙回藏等中国境内的各族群为一体的大一统多族群国家，而“驱除鞑虏”仅是建设一个单一族群成分的汉族中国。民国建国时，最终采用的是“五族共和”主张。他认为，在重建“中国”与“中华民族”的道路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受到日本国内的对中国政策的刺激，即保全中国还是瓜分中国。在此影响下，发生了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重建思路的转变。
其后，葛先生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新取向是“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20年到1930年，中国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学术潮流，一个是巩固认同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种本土说，另一个则是解构认同的“古史辨”运动。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和华北自治运动等事件的发生，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重视边疆史的研究，《东北史纲》、《禹贡》等杂志相继创办。紧接着，葛先生介绍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学界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四大学科领域内对“中国”研究的基本取向。他认为，1920-1930年代的中国学术，其研究动力有二：一方面是在与西洋、东洋在“谁来解释中国”问题上竞争，说明中国人种与文化的“本土起源”与“多元融汇”；另一方面则在“如何解释中国”问题上努力，试图在政治、文化与历史上“纳四裔入中华”。
最后，葛先生介绍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难中的知识分子（以顾颉刚先生为例）对“民族”问题更加“慎重”，并出现各种蒙满问题的研究，展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至蒋介石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提出“中华民族宗族论”。葛先生认为，对于“民族”的界定，是逐渐由血缘而文化，由文化而国家。在外敌环伺之危机时代，中国学界只能接受以“国家”作为“民族”的基础，而不是“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础。现代中国并不是在“废墟”上建构，而是建立在“清朝”的遗产之上。
讲演结束后，在场听众向葛先生提问：第一个问题以云南为例，民国时期政府对边疆地区试图加强控制的努力很不成功，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并没有深入当地少数民族的内心；第二个问题，则进一步问，建国后的基层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管控似乎是很全面深入的，但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少数民族仍旧十分淡薄，这该作何解释呢？葛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清朝、民国、中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若非如此严格，各种问题可能会减少很多，这些琐细、深入的政治渗透反而未能成功建立认同感。他进而认为，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上，还必须有一个制度认同，而且这才是超越堪称死结的“国”、“族”争议的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