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下午，在闵行校区人文沙龙举办了第35次哲学沙龙“星星传来的消息：西洋中古时代‘理解苍穹’的努力”。本次沙龙由哲学系朱晶副教授担任主持，主讲人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以义。出席沙龙的有哲学系安维复教授、王顺义教授、傅海辉老师、牛文君老师，历史系林广教授，外语学院陆晓红副教授以及哲学系部分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主讲人在报告一开始介绍了沙龙主题的背景。由于哥白尼“日心说”的“搅乱”，为人类带来了科学史上的盎然生机。在本次讲座中，演讲者将扮演福尔摩斯的角色，透过发掘诸多未曾被人注意的史料，重新描绘从哥白尼到牛顿的以日心说为主轴的科学发展史，并从新的视角探讨科学和圣经，信仰与理性，科学与理性等之间的关系。主讲人首先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观点，指出亚氏规定了正确的对象，提供了正确的方法，确立了正确的目标，即从感觉出发，确立研究对象；进而依靠直观的经验，建立一种为常识所能理解的解释，一种因果的联系，而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做法。正是在这一点上，亚氏为日后称为科学的东西确立了一种典范，垂范后世，直至当代。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宜乎作为一个起点。但亚里士多德没有讨论的，是这种因果联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认定宇宙万物是由一种理性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呢？为什么这种关系是我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呢？亚氏认为，这是“自然”之事，不必解释: 要求证明人人能看见能感觉的东西是愚蠢的，就像要证明宇宙是永恒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一样愚蠢，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主讲人指出从后来的发展看，事情确实没有亚氏相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哲学家对于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和可认识性反复诘难，另一方面，神学家又断然拒绝亚氏的自在自为无始无终的宇宙。然而当把这两个极端的困难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中世纪的学者发现，他们可以一石二鸟，一举同时解决这两个困难，获得更加高妙更加完美的图景。其次，主讲人论述了基督教文明赋予天象研究的意义。一方面，神创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提。既然我们认定宇宙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我们认定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既然我们认定上帝的创造是为了向人昭示它的智慧和伟大，规律的存在性和可认识性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之所以有意义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神创论也限制了科学认识。既然上帝可以用任何他喜欢的方式工作，既然我们的认识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我们的认识当然不能超出它允许的范围和程度。
接着，主讲人指出“两本书”的提法把基督教信仰和宇宙论挂钩，一方面强化了信仰，使圣经谈论的基督教真理更加直观、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圣经的权威，把研究的注意力引向自然，实际上是用自然规律偷换了宗教信仰；把上帝定位为一个理性的实体，一方面强化了上帝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上帝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为，实际上是用理性偷换了上帝的神性。进而，主讲人指出伽里略案，其实质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新的宇宙观发生了冲突。其后果是：教会没有能够成功地阻止新学说的传播，而罗马教廷对伽利略的审判则是一场可笑的悲剧，或者竟是一场可悲的笑剧也未可知。教廷由此背上了他自己手制的十字架，扮演反科学和反知识的丑角凡三百年；而他所要阻止的日心学说，却由此沸沸扬扬地传了开来。从表面上看，伽利略案的焦点在地心还是日心，在托勒玫还是哥白尼。更深入一些，则可以看见神职人员和科学家的冲突。但是，问题的真正本质却是，而且以后一直是，信仰和理性的对决。这一本质使得伽利略案对于后世科学、宗教、以及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和深刻的影响。再次，主讲人指出牛顿对我们的认知作了限制,完成了“理解”的要求。主讲人在此环节，对于科学与迷信的划分给出了一个标准：科学和迷信是以怎么做而不是以做什么来划分的；换言之，不是以其结果的正确与否而是以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划分的；是以对“正确”的定义划分的。在讲座最后，主讲人提出了两点反思，第一点，我们对于苍穹的理解好象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第二点，对于苍穹的理解似乎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在晴朗之夜，仰望星空，就会获得一种愉快，这种愉快只有高尚的心灵才能体会出来。在万籁无声和感官安静的时候，不朽精神的潜在认识能力就会以一种神秘的语言，向我们暗示一些尚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在讨论环节，参与沙龙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主讲人对提问一一做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