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至19日，由我校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筹）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的120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就子学与当代思潮、子学与传统学术和“新子学”的发展等议题，尤其是诸子学包涵的治国理念资源，展开深入研讨。研讨会开幕式由校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谭帆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曹文泽教授致欢迎辞，他回顾了我校人文社科发展的深厚传统，肯定了《子藏》编纂工程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并认为“新子学”理念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时代性的文化建设课题，也是中华文化复兴工程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尝试与突破，具有很高的理论前瞻性和实践探索性。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陈鼓应发言时指出，子学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世界的建设，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它文明的独特之处，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他认为尽管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摧残和汉代独尊儒术的压制，但子学总能寻找到生长空间，反复焕发生机，不断自我重生，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就孕育了自我更新的基因。作为研究中国先秦诸子治学的前辈，他指出方勇教授的“新子学”面对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况，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紧紧抓住中国哲学的本质，开拓出新境界，具有学术创新和思想变革的特别意义。
我校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发言时表示，诸子学研究长期处于经学附庸的学术边缘地位，缺乏独立、完整的学术研究格局，研究者需要突破学科限制、拓展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而诸子学与政治学研究相结合，深入开掘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这是一个极有潜力的突破，有利于推动诸子学向纵深领域发展。方勇指出，诸子学界的研究者从学科来源来说日益趋向多元化，除传统文史哲学科外，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学者的加入，使研究队伍的结构更加合理，而研究队伍的年轻化，更是为新子学研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除了学术层面的意义，方勇特别指出这种新型学术领域的现实意义，“新子学”要回应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的讲话要求，研究者要紧抓时代脉搏，凸显学者声音，同时也要满足大众需求，积极介入教育界和传媒，面向子学爱好者和一般公众讲清楚经典的基本内涵和微言大义，准确传播历代先贤的智慧，使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中州学刊》社长汤漳平教授提出，政府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致力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既给子学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又给学者提出了众多课题。他指出，“新子学”既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土壤，又坦然与世界各文明交流对话，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是学术理论创新的典范。不过，他也提醒道，当前“新子学”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准确地对传世作品作出评价和新的阐释，避免褒贬任性、抑扬过实的误区。
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教授认为，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所孕育的中华文化经典，具有突出的原创性，又包罗万象，涵盖极广，给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也为当代社会建构提供了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孙以昭指出，中国文化传统最主要特征是中正平和，蕴藏于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道为多，一味尊儒或单纯崇道，都有失偏颇。他认为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高瞻远瞩，有统领诸家学派，各门学术的气势，将子学流派的专门研究和整体子学的综合研究，单一学科的微观探寻和跨学科、多学科的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分合有序，小大并进，蔚为大观。
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助教授指出，韩国的诸子学研究走进了一条墨守方法论之路，表现为偏离文本、华而不实，亟待自我检讨和反省。他说，当前韩国学者已开始研究“新子学”，新的学术体系已经起步，正潜移默化地推动韩国学术研究的转型，并在“新子学”的推广方法和实际操作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共收到会议论文80余篇，涉及诸子学的基本原理与现代价值、子学精神的现实功用、诸子学术的专题研究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