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学中国’的域外生成——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论”中期学术沙龙在中山北路理科楼204室举行。沙龙由课题负责人中文系副教授范劲主持。
范劲首先介绍了该课题的前期成果，特别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就现阶段遇到的问题征求与会学者的意见。范劲以德国出版的最早两部鲁迅博士论文——王澄如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和拉斯特的《鲁迅——诗人和偶像》——为例，阐述课题的方法论和整体思路。范劲指出，这两部论文所开启的政治视角，所奠定的鲁迅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域，帮助塑造了一个政治化的鲁迅符码，对后来的西方研究者具有潜在的影响。通过剖析其论述策略和学术、政治背景，可以重现德国的早期鲁迅接受的历史语境。
范劲指出，像鲁迅这样的文化象征人物成为文学场中的引导性符码，对德国的中国文学地貌的形成意义非凡。在模式化特征明显的德国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场上，孔子、胡适、鲁迅几乎成为三种原型因素，分别代表中国的“传统”（和谐、无我）、“现代”（科学、疑古）和“未来”（革命、自我反思）三种语义，围绕着它们组织起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场。就鲁迅符码的形成来说，两部最早的鲁迅专著以及相关讨论颇具有代表性。在三十年代进入德国的零星的鲁迅作品译文中，鲁迅被冠以激进的革命作家的称谓。与这一最初印象相呼应，王澄如第一个去探究其革命性的内在根源，克勒波索娃盛赞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拉斯特则视之为共产主义的神话，而杨恩霖基于维护祖国的政治情感，又对拉斯特做出回击，这成了一个辩证交替的封闭循环，将死后的鲁迅再次卷入湍急的政治漩涡。鲁迅初进入西方公众视野，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形象，这构成了鲁迅早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特征。说到底，这就是西方世界对整个当代中国的编码，因为这时的鲁迅尽管受到漠视和抵触，却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当然代表。而这个新的超级符码的基本内涵就是从内到外的革命精神，怎样看待这一符号，从什么角度、在什么层面上、运用什么理论去将它具体化，成为今后进一步扩展、细化的鲁迅研究的一个基点。
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极大的兴趣，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陈建华认为，从符号学和系统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和文化的异域接受，可以解决很多理论上的疑难，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和中国文学材料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一个命题的成立，一个形象的塑造，取决于系统内部的需要，因此以中国研究者的观点对西方汉学家的成果进行褒贬是无意义的，但是反过来，对西方汉学家的迷信也同样毫无根据。王向远认为，德国的中国文学观点，有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对于了解西方文学系统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