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下午，2014年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系列之“红军长征的历史使命与西安事变”，在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报告由我校终身教授杨奎松先生主讲，上海大学的徐有威先生作评论，来自全校各院系的数百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报告会。
杨先生从中共成立之后的理论认知和革命实践谈起，在更纵深的历史脉络中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过程及西安事变对中共革命的意义。建党之初，理论上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城市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身上，但因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滞后，真正的产业工人数量有限，加之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已经在中共之前主导了整个工运的大势，故中共的成就有限。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城市的活动环境日趋恶化，不过中共并没有及时将工作重心转移，直到1930年接到斯大林关于中共应将重心放到农村的指示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中共南方建立了几块根据地。
正如毛泽东所言，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军阀割据，这种割据状态给中共提供了生存与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共的“地方割据”不同于以往的匪寇占地盘，因为它有明确的抱负即建立政权、改造社会，故中共将根据地不断的向外扩展，扩展到一定程度不免引起地方军阀的不满，前两次围剿便是明证。地方军阀认识到自己不足以打败中共后开始向中央求救。中央军主导对根据地的围剿之后，中共明显吃不消。红军最后被迫长征不仅仅是军事作战的失利，更重要的是当时狭小根据地的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共与国民党长期对抗。
长征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红军并无明确的行军路线。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当地缴获的报纸上发现陕北尚有根据地，中央当即决定到陕北去落脚。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这标志着长征的结束。但是，危险并没有就此结束。一是陕北地贫命穷不足以养活中共的军队，二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已尾随而至，加之地方军阀的围堵，中共的处境仍岌岌可危。中共不得不在担任西北剿总的张学良身上下了番统战功夫，之后，境遇有所改善。张学良基于挽救东北军的考虑，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此举，对中共来说意义重大，中共因此获得了一个喘息、休整的时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革命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徐有威先生作了精彩评论，对长征中的某些事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在场师生就革命与地域环境、长征是不是国民党策划出来的一个“阴谋”、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心态等问题与杨先生作了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