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22日，“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举行。著名作家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与他们的国际一线译者直面对话，畅谈中国当代小说及其译介问题。
研讨会开始前，校党委书记童世骏致欢迎词，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他说，尽管自己从事哲学研究，但一直很关注翻译工作，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译者除了像傅斯年所说的要肩负对作者和读者的责任，同时还有对译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译者应该通过对翻译工作的反思和研究获得更多更好的学习成果。童世骏介绍了华东师大作为一所“具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际化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学科优势，尤其强调华东师大具有较强的文学翻译传统, 也有很多重要的翻译成果，相信此次研讨在我校的召开不仅有利于学校的文学研究，而且对我校翻译研究、哲学研究和其它学科的研究也会起到促进的作用。
研讨会上，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三位作家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何碧玉（Isabelle Rabut）、安毕诺（Angel Pino）、高立希（Ulrich Kautz）以及坂井洋史（Sakai Hirobumi）等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并进行了面对面的碰撞和交流。
翻译中难免会遇到因不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理解困难。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国小说里的方言，往往会让译者们感到无能为力。德国汉学家高立希无奈地表示，他目前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里面的河南方言“是最难的地方”。
面对目标读者可能无法理解的文化因素时，很多译者通常采用加注来应对。对此，何碧玉和高立希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过多加注尽管忠实小说原文但不符合目标读者阅读习惯。
何碧玉强调，尽管在翻译中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在用法语翻译中国文学时，最大的障碍其实还是来自法语本身。她认为，翻译家一定要有写作能力。“母语是关键，”高立希补充道，“再好的汉学家，如果没有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语，也是难以翻译出好作品的。”
尽管外国汉学家们在谈及如何处理译著与原著关系时慎之又慎，在场的三位中国作家王安忆、毕飞宇和阎连科对文学翻译其实持更多的宽容。
阎连科说，他不懂外语也不懂翻译，“但作家应该尊敬翻译家。我常说，你想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既然作者和译者的姓名都同时印在译著封面上，说明这本书是作者译者的合作结果，就要尊重对方的劳动。”
面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论题，王安忆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策略”。她说，“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我经常会逛书店，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由此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仍然是少而又少。”王安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真实图景的描述，得到了毕飞宇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回应。
毕飞宇认为，“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耐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反对那种为了走出去而写作的策略，“写作时，如果还考虑海外发行、进入其他语种的问题，这对作家而言是不堪重负的事情。”
葛浩文是将莫言作品介绍给英文世界的重要译者，素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在他看来，莫言获诺贝尔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提升了不少，但中国文学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受欢迎。葛浩文说，尽管作家没有为读者写作的义务，更没有为国外读者写作的义务，但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烈意愿和努力，写作就不能无视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对小说的标准。
研讨会上，翻译评论家、海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出版界人士等也莅临现场，与作家、译者多方位、多层次地共同探讨文学、翻译与传播等核心话题。一些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在会场发表真知灼见、展示了他们在相关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会上，与会代表和专家还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莫言再审视”、“世界文学以其翻译与文化”、“翻译风格及译者主体地位”等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据悉，此次论坛是国内首次将国内一线作家以及他们的译者、评论者集聚一堂，是一次“跨界“的盛会。会议由我校外语学院主办，同时得到我校宣传部、社科处、国际交流处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等单位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