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上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晚明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文化”的讲座。讲座由中文系李舜华教授主持。
大木康教授首先由自己的研究路径讲起。由于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冯梦龙，由此关注到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即俗文学的隆盛。这背后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质背景，而后者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着直接关联。从宋元以来留存的古籍数量来看，晚明出版的图书并非循序渐进地增长，而是呈现为井喷式的激增，主要有别集•总集、丛书、八股选本等。其刻书性质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种。雕版方面，刻书字体改为以直线条为主（日本称之为“明朝体”）；装订方面，蝴蝶装几乎被线装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为提高。出版业的发达深刻影响了晚明的社会文化。东林和复社等文人集团的活动结束后立即通过刻书传布扩大其思想，从而形成舆论。李贽等“异端”思想也通过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传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毁也无法真正杜绝。同时还有陈继儒这样的“出版文化人”出现，他通过大量编书刻书，涉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众化。正是晚明出版业的勃兴成为了其时文化繁荣的契机。
随后，大木康教授简要介绍了日本江户时代之前的出版情形，并重点介绍了江户时代前期的出版文化。嘉靖以来，中国江南地区出版的图书很多流传到了日本，尤以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幕府建立至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德川幕府施行锁国政策期间最为繁盛，最富有代表性的便是尾张德川氏于1616年建立的“蓬左文库”。江户时代的出版业也不仅仅局限在舶来汉籍，在和刻本的翻刻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假名注音这一的和化形式，甚至汉籍的日语译著，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汉籍在日本的传播。江户时代初期与晚明之间的书籍流通直接掀起了日本的俗文学思潮，如“《剪灯新话》热”、“《水浒》热”等，并进一步影响了其自身俗文学的发展。
大木康教授以横跨中日的学术素养和视野，从一个似乎与文学关系较远的角度入手，揭示出晚明文学之兴盛与影响的深层背景，并将其拓宽至对日本出版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研究，别开生面，发人深思。在互动环节，在场同学们踊跃地就刻书性质、抄本留存情况等问题与大木康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讲座反响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