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下午，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会长陶德民，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内藤湖南与京都中国学派”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思勉人文讲座第197讲，由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主持，历史系黄爱梅、李磊老师参加。
讲座中，陶德民教授通过展示图片、文字资料的方式，梳理了各代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脉络。同时下中国学界的简单认识不同，陶教授的在梳理京都学派基本脉络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岛田虔次”这经典性的三代划分，而是将更多的介绍给予那些对中国而言陌生、却于日本而言则为熟悉的面孔。在陶教授的视野中，开创京都学派的除了内藤湖南外，还包括以考证学派自居的狩野直喜（1868-1947），以及长于东西交通史的桑原骘藏（1871-1931）。而推动京都学派之壮大与蓬勃的，则不仅有宫崎市定、岛田虔次诸人名噪一时的贡献，更有青木正儿、铃木虎雄、羽田亨、滨田耕作、武内义雄、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的不懈努力，而涉及的领域则不仅有历史学，还有文学、哲学、考古学等等。
陶教授指出，如果以1921年《支那学》期刊成立为标志，京都学派已然延续了90多年，其持续之久与影响之大，自然离不开上述学者个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他们也并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广泛地在与中西学界的交往中，吞吐吸纳，融会贯通。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王国维的深交，青木正儿与胡适、吴虞的书信往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对清代朴学的激赏，以及内藤湖南亲自参与并组织的1913年京都兰亭会、1915年的寿苏会•赤壁会等等，在在反映出了中国学术界对京都学派的影响。除了中国，还有西方。陶教授在讲座临结束之际，点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生成与内藤湖南的西学背景——卢梭的《民约论》、出访德国——有所关联。
延续着陶教授的讲说，许纪霖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京都中国学派的成功，自然与中国学界所普遍钦佩的实证功夫伦有关，但是我们不该遗漏在此之外，还有一套宏大的历史观。除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外，许纪霖教授以其近期到日本访问、阅读的亲身经历，认为日本学者对西亚、东南亚的兴趣，一点不亚于对中国与西方，他们的宏大视野已然站立在全球文明史的高度，他们所要理解的不仅仅在于中国，更在于世界，而且也只有拥有了世界视野之后，对于中国的理解才能鞭辟入里，抵达史学的另一种真实。我们感怀京都中国学派的强大，但感伤的却是中国史学以及整个学术界的井底之见，我们何时才能构建真正的中国史学，抵达属于中国的视野？也许本次讲座并不能提供任何的答案，但也许已然勾起了学子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