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1日下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的学术讲座。此为第二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名家演讲”第五场暨杨国强教授2013年度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由历史系张耕华教授主持。
演讲中，杨老师从汉代的察举制开始谈起，追溯中国铨选官吏的制度。他指出，自汉至隋唐，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选官制度由“尚贤”逐步过渡为“选能”。由此，杨老师重点考察、探讨了科举制度的四个内在矛盾。
其一，选贤与公平的矛盾。科举以选贤为初衷，而开殿试，以“四书”、“八股”为内容、形式，分官、民卷等，都着眼于公平。推行过程中，科举以统一的文化，尽可能摒除一切带有主观性条件而造成的不公，“士”藉由科举而走出地方，实现帝王、士人之间的感应和呼应。然而，本来公平的“以文选人”结果却造成君权前所未有的集中，士人依附君权而帝王陷入孤独，这与“选贤”有着内在的矛盾。其二，利禄之徒与社会教化的矛盾。科举以“四书”取士，士人以圣贤之言进行德性训练，造就、形成士人强烈的教化意识，影响个体一生的同时，作为选出来的榜样，一群人会影响一个地方。科举以文化统治社会，实现政（治理）教（教化）合一，社会教化由此不得不借助利禄之途实现。其三，选官与网罗天下士人的矛盾。隋以后，科举制度的吸引力使得应试者增多，“定期选人”为士人谋出路而安天下士人心，政府向社会开放，国家权力向个人开放，社会因开放而对流，因对流而稳定，形成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同时，科举制度既是在选官，又是在造绅，读书人维持地方社会，同时也造就别成一类的群体，生计、流品等都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其四，科举与教育的矛盾。科举培养明理、明体的“通才”，以文化知识为侧重，带有反学问（专门知识）的倾向，同时一定程度上亦漠视人的才华、才能等的个体差异性、独有性。而教育培养“专家”，更多注重专门知识与局部。
随后，就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杨老师从五个方面做了介绍。一、科举制度与其他社会因素交错，如“清议”，实现的社会影响；二、科举真正传承了儒学：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讲责任；三、维持文化统一，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四、成为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官制度；五、使社会平等的同时，打散了社会的凝聚力。
演讲结束后，杨老师就废科举的影响、个人治学方法等，与在座师生展开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