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2008年7-8日，由思勉高等研究院中国经典中心主办的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状况研讨会在北京光明日报社会议室举行。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的青年学者与部分在京媒体代表近四十人出席了会议，就三十年来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热烈的研讨。研讨会充分彰显了学术思想界业已出现的“中国思想”的转向：言必称西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学术的自觉与归正成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而如何研究西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也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出发的困扰。

会议由四场讨论构成，分别讨论三十年来的（1）中国哲学与经学、（2）佛学与西学、（3）社会科学与历史学、（4）思想史研究，就四者的状况、进展、问题与展望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参会的大体都是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出生、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中国哲学与经学的讨论中，北京大学杨立华提出，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中国哲学在寻求承认的同时也损失惨重。真正的主体性，必须在抵抗中建立起来；唯有真正的抵抗，才有真正的主体性。他提出努力的两个方向：一是在行动上做实践性的努力，延续上世纪实践性的努力；一是在学术上，就中国哲学资料深入细读，在细读过程中让中国思想富有脉络地成长。北京大学吴国武总结了三十年来经学研究的状况，他提出了经学观与经学思想的差异，对经典诠释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分别了对经典的诠释与经典的诠释，认为经典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整合。人民大学干春松回顾了十五年来的国学研究，并将之定位为寻找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之源的活动，他认为国学热的原因有三：思考“中国道路”时，传统的资源被肯定和重新解释；国学被视为是新的认同或价值的基础；学术反思深入的必然。武汉大学丁四新将近几十年来的简帛与出土文物的研究加以历史化与脉络化，并就从哲学或思想角度处理简帛文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自由讨论中，有人提出，国学的基础是经学，经学是一种学术形态，而不能完全被分割为现代的学科之“学”。国学与国家体制结合在一起，国的古今之变使得国学的内涵更为复杂，将国学还原为经学，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经学在实际的政教生活中已经不再被作为经学来看待啦。经要成为大经大法，需要通过再阐释的过程以建立认同。但仔细思考经学在今日的成立问题，就会发现认同的局限，它需要被建立在道理、根据的基础上。而一旦经学作为政教生活的大经大法，经学作为国之学的意义就出来了。也有学者提出道学比经学、国学的概念也更恰当。

第二场讨论围绕着佛学与西学展开。对于中国思想而言，佛学可视为“老西学”，西学可视为“新西学”，所以在讨论中西问题时，二十世纪的学者们总是牵涉到佛学与儒学。但正如龚隽在他的发言中指出，恰恰由于对中国思想建构的历史要求，常程性的佛学研究被忽略了，佛学研究一直被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加以探讨，这极大地缩小了佛学的范围。大陆专门的佛教学者由于大都缺乏梵、藏、巴等语文学的严格训练，只能以中国佛学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较有分量和典范性的研究成果，大多出于历史学类型的研究，哲学形态佛学研究的滞后。今后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应是内涵上的，即如何进入有真正“问题意识”的佛学研究。南京大学张亮探讨了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1978-2008）的状况，他提出将马克思纳入常程状况下的学术研究架构，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人们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对马克思的期待显然不是西方思想界历史谱系中众多排位中的一员，这就引发出马克思以及西学在中国的位置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中国思想”的转向之后，这一位置问题更为突出：正如南京大学王恒所忧虑的，是按照常程做法研究西方哲学，就如同西方人研究西方那样，还是突出中国的背景与语境？清华大学宋继杰要求人们看到对西方的深入研究，并不能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诗书画等标志的人文生活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永远的天命。

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凌斌用统计学、数据库的方法对三十年来的CSSCI引文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获得了众多意想不到的现象，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在讨论中，学者们关心的是李泽厚、甘阳、刘小枫等在引文中的位置。北京大学海裔系统地梳理了三十年来法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精神旅程，并对社会科学的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中国社科院的侯旭东教授作了“中国古史研究三十年-成绩与挑战”的精彩发言，三十年来的历史学的发展奠基在新史料的发掘上，这本身就传达了某种消息。历史学背后的方法与广义意识形态架构依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江湄对历史学的状况也做出了系统的整理。

在思想史研究的讨论中，华师大罗岗介绍了90年代研究的状况，人民大学梁涛叙述了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进展，而山东大学曹峰则系统总结了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状况，北京师范大学刘宁对古代文学的研究的中心淡出、边缘备受关注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北京大学柳春蕊就思想史研究中知与行的问题作了自己的理解，香港大学赵寻则就三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从而把讨论推向高潮。

研讨会虽然从领域上分为四场展开，但却仅仅围绕着中国思想的转向、如何转向、转向何方等中心问题而使得主题比较集中。与会的学者清华大学彭国翔、华师大陈�S、华师大贡华南、上海大学朱承、上海师范大学方旭东、上海师大郭美华以及来自上海、北京的部分媒体、出版人士参与了发言，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了三十年人文学术的讨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在90年代成长的一代青年学者聚集在一起，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出发来讨论中国人文学术与思想的状况与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中国思想自觉意义上的事件，会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讨论的话题，而且在于它推动了青年学者们的自我理解，从事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如何与时代性的脉动、中国思想的转向自觉地关联在一起，换言之，一个具有未来与精神关怀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从事作为志业的中国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