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
报道全文如下：
谱写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推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部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组围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围绕城乡治理和融合发展问题，记者采访了项目组的专家学者，在受访学者看来，消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并进行城乡共治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与着力点。
促进城乡融合是新时代城乡发展的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叶超认为，城乡关系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瓶颈，通过多种制度联动促进城乡融合，既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代城乡发展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关键问题，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城乡共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关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城乡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这对于我国解决要素错配问题并形成新发展动能具有关键作用；二是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城乡之间基于市场需求和社会分工形成了新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农村依据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形成了生存型农业+生态文化型农业的新组合，这对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强大支撑；三是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城乡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机会、以及更为均等化的公共产品，这对于抒缓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以及城乡发展失衡状况具有重要价值，进而对于我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也具有促进作用；四是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相互作用下，制约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得以回应和有效解决。考虑到城市和农村是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部门，城乡融合发展会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龙花楼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破除城乡发展阻碍，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多维制度联动改革能够有效发挥体制机制创新的协同效应与乘数效应，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谈及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叶超认为，首先是城乡二元结构突出，长期城乡分割和城市偏向政策成为城乡融合的最大障碍；其次是城乡流动性增强但制度响应迟缓，目前处于一个超流动且充满变化的社会，城乡交流日益密切的现实与刚性僵硬且缓慢变革的制度极不匹配。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无法融入城市和实现城乡融合。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需加快探索制度创新路径；最后是权力导向大于权利导向，城乡治理中一元化权力主导的倾向突出，理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城乡治理的首要问题。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段进军认为，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达到60.60%。一般来讲，城镇化率突破50%以后，农村稀有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城乡融合成为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因此，进入新阶段要突破要素单向度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引导资本、劳动力、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这是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进入新阶段农村功能也在不断地转型，农村特有的生态、休闲、旅游、教育、文化等新功能开始出现，挖掘这些新功能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地区“逆城市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一些都市人拥有“5+2”的生活方式，农村特有新功能是吸引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的重要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睿山认为，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一直是城乡二元壁垒的突出体现。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一系列政策，城乡融合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改观。当前我国农业人口市民化、城市人才入乡、农村土地入市、工商资本入乡、科技成果下乡等方面要素流动的机制还未建立。同时，城乡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的质量、数量以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还有巨大鸿沟，严重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也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谈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路径，龙花楼建议：一要落实中央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取向，完善乡村发展核心要素权利体系与管理机制，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户籍、公共服务、财政金融、官员绩效考核等多制度联动改革，增强乡村发展动能，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二要加快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进程，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与优化配置，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突破口，优化城乡“三生”空间，健全资源-资产-资本衔接体系，推进城市精明增长与乡村重构，实现城乡发展转型。三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素配置与功能布局，动态把握人地要素城乡耦合机制、城乡产业再升级与再迁移态势、城乡技术流动与资本流通方式以及城乡功能互补结构与能效传递，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与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实现城乡管理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的动态调整。
“消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党和国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点与着力点。”浙江大学教授岳文泽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涉及城乡空间的规划由不同部门主导，不同的规划不仅标准体系不同，而且内容重叠、空间冲突，严重加剧了城乡空间分列、功能分割、管理分治。对此，他认为，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要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首先，要打破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空间分类模式，建立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协调融合的空间布局体系，谋划新时代城乡统一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新格局。其次，在空间要素配置与政策供给上，要从根本上扭转过去“重城轻乡”的价值取向，优先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实现乡村要素与城市要素的同权、同价、同利，促进城乡功能同频共振的高质量发展。最后，建立城乡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把山、水、林、田、湖、草、城、村等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从全域、全要素、全流程的视角，开展系统化的用途管制，加快实现城乡空间的共融、共治。
段进军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尊重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在一些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主要包括：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要在土地制度上取得突破，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要享有和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基础设施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向农村倾斜；城乡公共服务要逐步实现均等化等。
“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还是在治理。”在叶超看来，核心是城乡共治，涉及自然与社会，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建议实现三个转变：转变传统的城市支配和管理乡村的思维，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从一元化转向多元主体共治。在实践层面，需要探索并形成一种弹性的、渐进的、包容性的、多尺度的城乡自由流动体制，从“宏观顶层设计—中观组织衔接—微观保障实施—个体参与共治”四个层面进行制度创新，以典型城乡融合改革试验区进行试点示范，形成有效分工、有机衔接和有力落实的制度联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