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9日下午15:00—17:30，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42场曁“吕思勉学术讲座”第2讲，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长江青年学者倪玉平教授进行题为“清代经济重心东移”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孙竞昊主持、教授黄纯艳评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内外师生听取了了这场讲座。
倪玉平老师从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引入，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基本经济区”，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就从北方的黄河经济区转向了长江经济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论断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但是面对从“苏松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现象，倪老师由此发微质疑，提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之后，经济重心移动并未停止，在清代还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转移。
倪老师从三个角度论证这一进程：一是各沿海经济区的快速发展，二是开埠前后国内外沿海贸易的繁荣，三是人口、耕地、赋粮、商税等数据的沿海与内地对比。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珠江三角洲、山东直隶等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繁荣。通过清代关税资料估算，江南地区已经从粮食的净流入地变为了净流出地。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交易的枢纽地带，同时通过农业生产技术和替代转移优势，引领全国农业耕作技术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广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桑基养殖等先进技术大范围推广，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各类市镇高度繁荣，成为仅次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华北地区在大运河的支撑下获得大发展，各类商业城镇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都有极大拓展，尤其在晚清开埠之后，天津、烟台等城市的兴起，使得沿海地区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山东等地的三足鼎立的经济态势。
随后，倪老师进一步分析了开埠前后国内外沿海贸易的发展。唐宋以来，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沿海经济由此得以长足发展。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海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与此同时，清代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也得到极大发展。清中期以降，朝廷逐渐放宽对民间造船业等的限制，沿海贸易获得进一步发展。以上海为节点，分为北线和南线两条航路，各地的商品通过南北航路进行贸易，成为了京杭大运河之外南北物资流通的重要渠道。尤其在晚清开埠后，沿海地区城市获得了巨大发展，北至天津，南至广州，包括上海、烟台、宁波、厦门等城市，无不成为国内贸易的中转站和对外贸易的枢纽。
倪老师通过对经济数据定量分析，指出沿海地区各类经济都较内地发达，这在数据指标上得到直观呈现。北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沿海地区，人口总和略少于内地，面积不到内地省份一半，但人口密度却远远高于后者。再通过对清代各省钱粮、漕粮的征收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沿海地区的税粮也超过内地，在清代已成为粮食净流入地。而且，沿海省份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商税，厘金数额、关税征收以及洋税额度总和皆远大于内地省份。
通过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倪老师认为到了清代，经济中心开始新一轮的移动，即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移动，呈现出一种“V” 字型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重心转移，转移的标志是以经济活力和商品流通程度为衡量尺度。这显示出清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步超越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开始向工商业社会形态迈进，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讲座结束之后，黄纯艳教授、孙竞昊教授和包诗卿副教授就讲座内容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黄纯艳教授认为，倪玉平教授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是对清代经济格局的发展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和解释。在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我们是如何进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倪老师的这一论断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脉络和角度进行了宏观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孙竞昊教授认为，将开埠前后沿海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内外循环问题，提出中国开埠的前与后，其实质是古代中国如何融入到世界一体化体系中去的问题。包诗卿副教授认为，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区系时，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各经济区之间存在的商业网络以及水陆交通要素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
倪玉平教授对几位老师的评议进行了一定回应，最后本场讲座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