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下午2点，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阐发了他对“媒介融合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特征”这一问题的思考，本场讲座由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两百余位听众在线参与。
朱春阳教授开讲 来源/讲座截图
首先，朱春阳教授探讨了当下公共传播的困境。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起迅速增长至2012年的25万起。这一社会现实的背景是网络媒体的勃兴与传统媒体的式微。2014年之前的中国新闻获取渠道版图显示，用户获取新闻的渠道分布主要分布在新闻客户端、微信和微博，传统形态的主流媒体议程设置能力较弱，未能有效发挥舆论引导的社会功能。在此背景下，“媒介融合”有其必然性，2014年被称为中国式“媒介融合”元年，自上而下的媒体改造行动也由此而全面启动。
基于此，朱春阳教授提出，应从“政治沟通的框架变迁”视角理解“媒介融合”。具体来说，政治沟通框架的演进带来了传媒领域的概念变迁，只有理清概念变迁的逻辑，才能理解“媒介融合”。朱春阳教授列举了三组概念进行比较，分别是“国家治理与国家管理”“现代传播体系与传统传播体系”“新型主流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
首先，“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变，构成了“媒介融合”的宏观政策背景。为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国家管理”理念开始向“国家治理”理念转变。只有建构出一个“可沟通”的政府，才能最大化的凝聚社会力量。而“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层面建立社会与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作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挥作用。
其次，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传播体系势必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传播体系”是以“三闻”为核心的单向独白，而“现代传播体系”则是“全世界在观看”“24小时在线”和“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双向交流。当前，如果新闻工作者依旧秉持“传统传播体系”下的传统主流媒体工作理念，则主流媒体便失去了沟通、化解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建构基于沟通、对话理念的的现代传播体系紧迫而必要。
最后，“传统主流媒体”应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变。朱春阳教授指出，“传统主流媒体”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新型主流媒体”则须实现正面宣传和危机沟通能力的协同发展。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技术的新与旧，而在于介入危机沟通的能力和水平。传统媒体应充分借鉴新媒体通过公共平台进行有效沟通的经验。
朱春阳教授认为，以上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媒介融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新型主流媒体，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在融合中发展，并不断在实践与理念两个层面进行创新。朱春阳教授结合腾讯公司的发展经验，阐释了“媒介融合”的具体路径。腾讯十分注重用户体验、迭代速度和灰度机制，其发展理念逐渐从“丛林法则”走向开放合作共赢的“天空法则”。回望腾讯公司的融合发展历程，起点、社区与开放等三点尤为重要。这对于建构新型主流媒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讲座最后，朱春阳介绍了“媒介可供性”理论，进而探讨了新型主流媒体的突围路径。媒介可供性涵盖生产可供性（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社交可供性（可致意、可传播、可协调、可连续）和移动可供性（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他指出，新型主流媒体未来建设的基本的方向在于扩大生产的开放性，为用户提供一个可复制并放大社会关系的平台。
讲座结束后，朱春阳教授与听众就“媒介化治理”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