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下午两点，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暨“2022年第1场”讲座。此次报告会的主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许纪霖教授，其报告的题目是“‘我是大正之子’：日本战后思想大家丸山真男述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永晶副教授作为点评人，对于此次报告做了精彩评议。另外，受疫情影响，这场讲座采取线上方式进行，因而不仅面向华东师大本校师生，同时亦对不同专业与兴趣的社会公众开放。在腾讯会议上，约有五百人观看了此次讲座。
许纪霖教授在讲座伊始就表示，中国思想界存在一种“面向欧美，背对东亚”的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方法论上，抑或是思想灵感上，中国的思想界更多是从欧美的研究成果中取法，而对于东亚的日本，及其思想大家丸山真男（1914—1996），则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鉴此，许教授近来最新的研究心得，则是突破中国思想界这种局限，尝试着对丸山真男的思想作一番初步性质地考察。当然，因为丸山真男思想自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许教授此次报告的内容，并不在于对丸山真男“面面俱到”地“述评”，而是选取其思想的几个重要面相进行讲解。
许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是一位“坚信正义价值的普遍知识分子”。而在分析这一点之前，许教授先行将孕育丸山思想的时代，即日本的大正时代（1912—1926）作了简单的交代。大正时代是“日本战前最开放、最有活力的黄金盛世”，此时期的社会环境，无不充满着一股自由的空气。处在成长阶段的丸山正深受此影响，而这也就为其之后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许教授在揭示日本大正时代之自由因素对丸山的正义价值的建立外，同时还注意到另一项因素，即丸山自觉承继了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传统。在大学时期，丸山就通过阅读康德（1724—1804）有关正义价值的相关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正义价值观：尽管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的，但是，追求正义的执着之心仍旧需要保持。正因如此，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作为军队服役人员的丸山真男，监听美军广播时听到播到“基本人权”这一词时，发自内心的“觉得就像邂逅初恋情人一样激动无比”。由此也使丸山相信，“虽然战事尚未分出胜负，但日本帝国在伦理上已经战败了”。
接着，许教授围绕丸山提出的“人的内在主体性”确立问题而继续报告。无论是面对“国家权力的暴虐”的直观体验，抑或是“悔恨共同体”促成的战败反思，更甚是在民主社会年代形成的“政治冷漠”，这些无一不关乎“人的内在的主体性”问题。许教授讲道，所谓“内在的主体性”，其核心指涉的是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为解释这一点，许教授重点提及丸山的“无责任的体系”概念。许教授认为，丸山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机制的探索上，有着敏锐而深刻地观察，简单讲，就是日本国民都丧失其自我的主体性，即“类似于阿仑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最终造成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狂热性政治军事参与。如果要摆脱这种精神
困境，“日本国民要有一场精神的自我战斗”，才能“实现自我的主体性”。
谈到这里，许教授展开了丸山关于日本人独特的精神结构的讲述。许教授表示，丸山晚年对于日本思想的研究显示，日本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强大同化的融合力，其称之为“古层”或“执拗的低音”。所谓“古层”，按照许教授的解释，它不是“本质主义”的，同样“并非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套实在概念，其无法用清晰的理性认识去把握”，实际上毋宁说“更接近一种心理与感觉”，即“集体的无意识”。故而，在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冲击时，日本文化并未如同中、西文化接触时呈现的巨大矛盾冲突，而是能在其强大的融合力之下，“相安无事”接纳西方文化。日本思想中的“古层”，类似于美国中国史权威列文森（1920—1969）形容中国传统时提出的“语法结构”，二者共同指向的皆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当然，“古层”思想文化结构，由于其自身的开放性，所以在汲取异民族文化时，能够自动进行“过滤”与“筛选”，进而较好的同异文化进行衔接与交融；但是，与此同时也须看到，其在文化因子中产生出“相对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特质。而这一点，无疑对日本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的建立，造成一定的冲击。
如果说，上述三个问题涉及到丸山真男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以及作为政治思想家关于日本精神结构的思考，那么许教授接下来对于丸山真男的介绍，则侧重其在学术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上。就思想家的类型而言，伯林（1909—1997）曾将其区分为“刺猬型”与“狐狸型”两种；与此类似，丸山本人亦曾做过“体系建设型”与“问题发现型”两种学者的划分。刺猬型思想家注重构建理论体系，而狐狸型思想家则对理论体系构建并不感兴趣，而是倾心于捕捉问题。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一文中，丸山指出三种思想史的类型，第一种是教义史，第二种是观念史，第三种则是“将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并对它的历史进行叙述”。在许教授看来，丸山的思想史理路更接近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说，丸山的思想史研究取向，“善于从时代错综复杂的现象之中，捕捉到问题的核心”，而此点正与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家史华慈（1916—1999）倡导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中，伴随着“问题”的探索，丸山还能提炼出像“无责任的体系”之类的富有“解释性”与“生产性”概念，这一点可谓难能可贵。
许教授在指出丸山“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史进路后，继续对其具体的研究方式，进行了讲解。丸山颇为欣赏福泽谕吉的“状况性思考”，即立基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关于事物的善恶、真伪、美丑、轻重等价值，并不能就其本身而孤立地下判断，必须在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判定”。许教授认为，丸山的“状况性思考”，实际上就是一种注重历史语境（Context）的思考方式，即针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孤立地下判断”，而是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之中，进行比较性或整体性审视。于此，许教授视丸山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即在问题评判的视野上带着开放性与流动性；而这一点，显然与欧洲的柏拉图、黑格尔等绝对主义理念信奉者相异，丸山视之为“精神上的懒惰”，即“每次遇上价值判断，省去对具体状况的具体分析”，总是“一劳永逸地以抽象的理念评判复杂的现实”。
为使大家对于丸山的“状况性思考”的丰富性涵义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许教授引用丸山《历史意识的“古层”》中有关“永恒的现在”的表述，进行了补充性分析。所谓“永恒的现在”这一概念，其意味着“永恒的理念总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并非“固化封闭”，而是“处于无穷的变化流动之中，但又体现为清晰的谱系连续性”。这一点类似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许教授举了一个关于“仁”的价值的转化事例，来作说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仁”，并不因过渡到现代社会而丧失其意义，“仁”仍旧可以同“人权”相结合，以凸显其“流动性”的价值。中国代表张彭春（1892—1957）在20世纪中叶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时，就认为“人权”一词，不要仅视为西方的概念，其同时不能忽视来自东方的“仁”的价值注入，二者之间照样有着共通性与互补性。这种将“仁”的再语境化的创造理解，正可解释丸山“永恒的现在”的题旨，即“永恒即是过去的延续，又是此刻的呈现”。由此来看，许教授在讲述丸山“永恒的现在”这一概念时候，既十分强调其内涵的“流动性”意义，但又绝非局限于此，其同时亦注意“流动性”背后的历史演变的内在脉络。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许教授最后还对丸山关注“人”的问题，进行了着重强调。许教授表示，“在丸山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人’”，“这个‘人’，不是受到物理学因素支配的‘机器人’，也非深谙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益的‘经济理性人’，而是具有活生生情感、意志的‘个性人’”。丸山对“个性人”推崇，既继承了欧洲启蒙时代以降的浪漫主义传统，也离不开日本“古层”相对主义文化的培育。许教授讲道，如同钱谷融（1919—2017）先生所说的“文学是人学”，其实“史学亦是人学”。史学研究须如丸山思想指出的一样，关注“人”，呈现出作为“鲜活的个体”的“人”，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如何研究“人”，丸山的价值多元主义使其相信换位思考的不可或缺，即如许教授对其思想概述的那样，“感受他者”，并将这种感受内化为“自己内部的声音”，最终进行“自己与自己对话”。此种方法，正与陈寅恪（1890—1969）提出的“同情性的理解”相类似。
此次报告会，许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世界价值的普世思想家”丸山真男思想的几个面相，尽管如许教授自身所言，这是其“心目中的丸山真男”，但无论如何，通过许教授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丸山思想中所呈现的“流动性”、“开放性”及“多元性”等特质，而这些特质，又将进一步构成我们学术追求、思想追求、乃至真理追求的新资源与新动力。
许教授报告完毕后，华师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永晶老师则从“基本人权”、“直观的体验”、“内在的主体性”及“普遍性价值”等方面，对许教授关于丸山的讲述，进行了内容上的补充。与此同时，两位老师还针对线上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