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新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12月27日上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会议室，召开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学术沙龙。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王金林教授、邹诗鹏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唐正东教授、刘怀玉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何怀远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庄友刚教授等，以及本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学术沙龙举行
陈立新教授首先阐述了本次沙龙的主题。改革开放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发展经验，源于现实用于现实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基本品格，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做出富有内容的回答，这就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和契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化、学科化、专业化等方面形成了非常多的积极成果。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包括思想史、基础理论方面，而是在基础理论的推进中能够回应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并且是深入到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或者核心问题。当今时代问题高度聚焦于中国，就像马克思当年考察德国所指出的那样，时代问题所在的那个问题的核心，往往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形成。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形成当代问题的取向，能够获得自我主张。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在特定的阶段上逐渐摆脱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这一任务，不仅是理论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当这样一个转折实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理论，或迟或早要发生相应的改变，需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实际地经历这一转折的考验，在理论上完成自我主张这样的任务。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揭示并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让当今中国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从而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强调中国视角的重要性。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研究，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都在强调中国视角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理论选择，因为是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跟前几年学术界的外国哲学研究一直在说要用汉语讲海德格尔、用汉语讲胡塞尔一样。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改观，毫无疑问需要我们共同推动这一学术取向。
国防大学何怀远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体上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跟着走。我们大量翻译西方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并列走。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提出了相当多的新的哲学范畴、理念。吴老师最近发表了中国建构新文明形态的一系列文章，非常深刻。中国以这样一种社会模式走出来，它就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背后的哲学机理是什么？我们需要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引领世界发展。新的文明范式、新的文明形态能够超越当代世界面临的矛盾，当代中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中能够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大道，展示了全球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需要作出艰苦的研究，发掘破解中国问题、处理世界问题、谋求民族复兴的智慧，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认为，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为了对今天这个时代有所把捉，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个坐标。第一个坐标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对于当今世界有非常大的作用，整个西方包括欧美地区都是民粹主义盛行，甚至可以说是猖獗。第二个坐标是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像中美贸易战就必须放在这样一个线索当中来理解。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说法，实际上就是贯彻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套理念。第三个坐标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理念的落实，必须诉诸于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民粹主义盛行的时候，国家主义同时也非常盛行。放眼全球，你会发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对文化生活的干预，相比较以前，是越来越强烈。国家不是倒退到亚当·斯密所说的一种守夜人的状态，恰恰相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国家主义反而愈发兴盛。最后一个坐标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全球有复兴之势，非常值得关注。文化保守主义在特定的语境和历史背景下，有可能转向所谓的开明专制。这样一条道路，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以上这四条线索，试图给当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做出一个恰当的定位，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世界的本质。
沙龙现场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认为，追溯思想史传统，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与激进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涉及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以及自身研究的合法性。一般说来，激进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土壤，甚至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某种根源性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产生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方式清晰地表达了与激进主义的间距。这个间距起始于马克思和卢格一起编办的《德法年鉴》。《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和这种激进主义的区分就十分明显。这也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上逗留，也包括马克思要讲犹太人问题的缘由所在。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即把此前基本认同的政治解放导回到或者说引入到社会解放。马克思思想演变的这一经历，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自信问题，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文化本体自信，主要是源自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积淀与传承。中国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发展道路，独具特色。中国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有被动的一面，但也有主动一面；中国试图找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或者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标明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文明或者新的社会形态。
苏州大学庄友刚教授认为，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的一个核心取向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理论问题。我们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同时还关注一些新型的现代性问题、新型的公共性问题。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理想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立足中国基础，呈现中国问题视域，解决或回应中国问题和中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就是围绕这一点来展开的。
本次沙龙根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的主题设定，与会人员围绕“动态”“问题”“展望”三个议题，进行富有内容的研讨，形成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共识。
图文｜陈立新 编审｜史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