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1日晚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李斌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为大家带来以“《女神》与五四时代精神”为主题的精彩讲座（2019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151场）。讲座由中文系张春田副教授主持。
李斌研究员谈“《女神》与五四时代精神”
李斌研究员认为《女神》与《呐喊》同样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后者研究较为充分，而前者研究成果寥寥，《女神》的文学价值值得重新审视。他首先梳理自《女神》出世至今，近一百年来闻一多、穆木天、周扬、臧克家、茅盾对这部诗集的高度评价，并进一步探讨《女神》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个人体验”的复杂关系；《女神》为什么更为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他认为《女神》标志着中国“现代感受能力”的诞生，《女神》体现出集创造与毁灭于一体的现代“主体”的生成。
郭沫若与现代学院体制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现代学校通过日程表对学生进行身体规训，通过课程设计对学生进行精神规训，郭沫若作为曾经非常叛逆的学生，在日本这种高强度规训下非常压抑，这种内在时间意识与现代时间意识的紧张体现在《壁上的时钟》一诗中。
郭沫若对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体验刻骨铭心。他在《女神·序诗》中自称是“一个无产阶级”，因为他在日本求学时经济拮据，漂泊无定，他诅咒私有制，同情农民，排斥消费主义，内心的焦灼又恰恰与对于日本工业化奇观的赞美构成一组矛盾。
除此之外，郭沫若在日本国民教育的刺激下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这种感情超克彼时中国爱国志士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通向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郭沫若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潜在途径。
对死亡的描绘、对大自然的讴歌、对任何秩序的拒绝（写实主义、诗歌格律、团体组织等），使得郭沫若的诗作表征着基于现代性体验的文学感受能力，并汇入“世界文学”的大合唱中，在这一意义上，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的说法值得商榷。
郭沫若深受王阳明影响，从阳明心学中汲取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养分，日本受到的解剖学训练从反面激发郭沫若对生命的热爱，而对于“匪徒”的歌颂，代表着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的主体的诞生，这一具有“破坏”能力的主体，构成二十世纪革命中国主潮中的最强音。
在与同学交流过程中，李斌向同学们介绍了郭沫若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性，针对社会上对郭沫若虚妄的抹黑予以正本清源的回应。在同学们发散性地联想到一些问题之后，李斌研究员指出现代文学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呼吁大家多多关注那些罕有人关注的优秀作家，以期丰富现代文学的研究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