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星期三18:30-20:3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明史研究所曹江红教授为历史学系师生带来一场题为《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讲座，是2020年第20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形式，由黄阿明副教授主持，与谈人有历史学系孙竞昊教授、包诗卿副教授、董佳贝副教授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教授等。
曹教授首先讲述了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她认为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传统，特别是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历史基础。明朝国家统一，政权稳定，国家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垦荒，实行优惠的社会经济与赋税政策，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特别是匠户管控政策的放松，对明代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朝在明州、泉州等地设置造船厂，此外国家还实行1/30的商税低税率政策，这些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和政策条件。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重大事件，是从20世纪初自梁启超、郑鹤声等一批前辈学者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尽管是一个老话题，但是在不同时期，随着思想和观察视角的变化，又使之成为常谈常新的话题。若以全球史的眼光观察这一历史事件，还可获得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其后，曹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永乐皇帝为何选拔郑和作为下西洋船队的统帅。这与郑和出身于伊斯兰世家，有过朝见麦加的经历，熟悉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又在靖难之役过程中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永乐即位后特定的政治环境形势，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密不可分，因此使得郑和成为下西洋队伍统帅的最佳人选。曹教授还特别指出，郑和尽管出身于伊斯兰家庭，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是多元的，他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兼信仰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
在此基础上，曹教授从全球史的视域，重点讲述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船只规模、大小、数量、明代的造船技术和能力以及七次下西洋的航程路线，指出明代中国在海洋开拓方面在当时走在世界前列，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曹教授辨析了郑和下西洋时代的“西洋”概念，指出西洋即印度洋，为狭义的“西洋”；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必至之地，郑和在此代表明朝皇帝册封当地、立碑，并以古里作为中转站通过五条航线通往西洋各国。学者们一般以文莱作为东西洋的分界线，以东其实为东南亚地区，以西为狭义的西洋地区。在明人费信、黄省曾等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他们从将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西洋”到将属于明朝朝贡体系的东南亚诸国最后都纳入“西洋”的范畴，因此还存在一个广义的“西洋”概念。尽管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并非新辟，虽皆因袭宋元以来已有航线，但是郑和下西洋的航程路线和目的地都是通向西域，这清晰反映出明代人从海上通西域的对外交流意识非常明确。郑和下西洋沿途所经诸国和到达目的地，以中国的瓷器尤其是明代前期生产的青花瓷、白瓷和丝绸等与当地进行物品特别是西洋各国所产各种香料进行贸易交换。郑和下西洋，将明代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往占城、暹罗等国，再由这些国家传往其他东南亚国家，而运回的香料，不仅成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而是从明代前期以来逐渐进入民间人家，成为不可或缺的食料用品。毋庸置疑，世界历史上是曾经有过一个“海上之路”、“瓷器之路”或“丝瓷之路”。
纵观世界范围里的海洋发展历史，其实存在两条海洋拓展路径。一条是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武力扩张路径模式，一条是明朝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模式。中西方世界分别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模式，中国则是选择了和平交往的方式。郑和下西洋，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海上通路的顺畅状况，这一有利环境促进了中西方的政治交往、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大国与小国之间交往合作共赢的经典案例。
曹教授的讲座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孙竞昊教授对曹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曹教授将郑和下西洋这一话题放在了一个全球史、世界史的范围予以审视，视野开阔，思路清楚，在既有的认识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并指出郑和下西洋的贸易与后来西方世界的自由贸易还是有所根本不同的。此外，孙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即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语言交流问题。早稻田大学的熊远报教授提出了一个在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以后的明清中国时期当时海上世界是否存在一个“秩序”的问题，进而引起听讲师生广泛的讨论。
供稿｜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