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4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杨振红教授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行一场题为《出土简牍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的讲座。本次讲座为2019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128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啸老师主持，牟发松教授担任评议人。历史学系部分老师和本硕博同学聆听了本次讲座。杨振红教授是《简牍学研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是简牍学、官僚制度和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本场讲座中，她从官僚制度的发展角度，揭示从周制的世官世禄到秦制的官僚制发展的内在逻辑。
杨振红教授谈“出土简牍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
杨教授以官僚制的概念入题，介绍了马克思·韦伯对官僚制的社会学定义，以及西方视角下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一种职业化与专业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随后，她引出中国官僚制度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与内在逻辑，要多从中国视角加以理解。而简牍作为历史研究中的“新材料”，是研究推进的有力依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之后，杨教授通过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一条记载“宦者显大夫”入手，提出公卿大夫士的“位系统”，并认为此“位系统”是古代官制发展的基准系统与内在标准。在对“位系统”中的“大夫位”做了准确的举证后，再次确认了官制中“位系统”的事实存在，同时也指出此系统与学界熟悉的二十等爵制系统、禄秩系统的联系与不同，“位系统”主要用来进行吏民间的等级划分。
杨教授以官制的“位系统”为着眼点，论证了此系统形成于战国时代，是从周代的世袭官制发展而来。她由《孟子·万章》的讨论入手，点出周代有内爵与外爵的分别。外爵是周王与诸侯的等级序列，内爵则是周王或诸侯国内部的官僚层级，而“位系统”正是延续了周代内爵的观念，并将之扩展到秦时的整个帝国，在汉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成为官僚制发展中的潜在标准。通过对简牍材料的梳理，她证明了“位系统”在汉代的此种发展。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解读，并与《汉书·百官公卿表》对照，她发现“中二千石”秩等的出现，并推论其出现在汉文帝时期。此种官制改革的内在潜因正是“位系统”观念下的等级分等。在秦汉的大一统帝国下，周代的内爵系统无法适用于天子的超然地位，也无法满足中央集权下的中央高于地方的客观要求。“位系统”的公卿大夫士系统进一步改革发展，形成既有等级区分又自成系统的职官制度，三公官的出现和确定也体现了这一集权化需求下的发展。
在讲座最后，杨教授展望了此研究今后的目标，是将“位系统”与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以及后代的官品制度进行发展性研究，以期发现中国官制发展中的一贯的规则。
讲座之后的评议提问环节，牟发松教授肯定了公卿大夫士“位系统”的存在，并就此系统与周制内爵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与杨教授的讨论中，明确了“位系统”是作为一种等级划分标准而从周代贵族制延续到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成为古代官制改革发展的内在基准。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顺利地结束。
图文｜历史学系 编审｜史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