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8日上午10:00，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诸葛忆兵主讲，古籍研究所刘成国研究员主持的系列讲座“文献·文学·文本”第二讲《科举制度与唐宋诗歌》，在人文楼4330会议室开展。此次讲座是2019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114场，诸葛忆兵教授从宏观上考察了科举制度与唐宋诗歌的题材、风格及艺术转型的关系，论述科举制度对唐宋诗歌的创作主体——科举士大夫的深刻影响，以及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讲座伊始，诸葛忆兵教授指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一定与它所处那个时代的制度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讲，唐朝至宋朝科举制度的变化，对各自时代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诸葛忆兵教授首先指出，纳卷、行卷的衰歇对唐宋诗歌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唐玄宗以后，唐代科举礼部试之前，应试举子需要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结集，在考试前送呈当时的社会名流，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几率，这便是“行卷”。由于科举录取名额极少，唐代士人一生面临着巨大的诗歌创作压力。在读书作诗之外，他们需要四处漫游以提升自己的名气，需要干谒权贵、名流以获得推荐，最后才能在礼部试中脱颖而出。为了写出优秀作品以得到推荐，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进行创作，也因此形成了中唐时期以孟郊、李贺等人为代表的苦吟风气。宋真宗时，为了保持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唐代盛行的纳卷、行卷之制被废除，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誊录制、编排制、锁院制等。宋代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一制度的改变，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表现为诗人所面对的巨大诗歌压力消失了。诗人不再需要漫游、干谒，因此，诗歌创作更多地转向了从书本中找材料，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闭门不出，就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缺乏创作的激情，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的时间都锐减。紧接着，诸葛忆兵教授又指出，漫游的衰歇导致了诗风的转移。唐人在漫游中的所见所闻，促成了大量优秀风景诗的产生，如杜甫的《望岳》等。宋人不需要漫游与干谒以提升名气，也是因此，他们喜欢在书本中寻觅诗歌创作素材，强调“无一字无来历”，好作哲理诗。以三苏为例，嘉祐四年三苏再度离乡赴京，沿途就有大量的诗作，后汇为《南行前集》。但在《南行前集》中，三苏的风景诗并不像唐人那般感情浓烈，而是更倾向于平和。总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程度与艺术感染力都远不如唐人。
最后，诸葛忆兵教授总结道，由于科举录取制度的改变，宋代诗歌的成就也与唐代大为不同。宋代漫游的衰歇，相关的创作也随之消失。如苏轼兄弟，嘉祐元年随父赴京赶考，途径成都、剑门、横渠、扶风、长安、华清宫、关中、渑池等地，其间却没有一首诗歌创作流传至今。而苏轼有名的风景诗，更多是其贬谪出京后在地方上所作。
讲座最后，刘成国研究员用简洁凝练的语句总结了诸葛忆兵教授的讲座内容。在互动环节中，在场师生踊跃提问，就相关问题与诸葛忆兵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