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永教授受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306室做了题为《抗战时期军事营养学浅释》的讲座报告（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112场）。本次讲座由历史学系孙竞昊教授主持，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以及本校的多位师生参与了讲座。刘教授是著名的医疗史、环境史研究学者，此次讲座所报告的是他的最新研究内容，即探讨抗战前后中国营养学建立、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讲座伊始，刘士永教授介绍了自己报告主题的问题意识。在论述台湾1949年之后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学知识时，学术界存在一个著名的“Y线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将1949年前大陆的医学经验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经验合流，简单地交织成1949年后台湾医学发展的基础。但是，刘教授发现将这样一个粗略的理论应用于营养学、生化学这些新学问时，就暴露出诸多不足。台湾的营养学理论中几乎难以见到日本殖民医学的影响，继承的都是大陆特定地区的经验。于是，他便从1949年前的大陆营养学发展历史中探寻当代台湾营养学理论的缘起。
而后，刘教授对这一研究的理论依据做了简要阐释。他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前营养学学会会长Kenneth J. Capenter的研究理论，认为欧陆营养学和美国营养学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具体而言，欧陆营养学以消化生理学为基础，重视人体对热量和蛋白质这些成分的摄取和吸收。而美国营养学更关注食物的具体营养素分类及其对应的疾病现象，它的基础是生化学分析。
在介绍完报告的选题缘起和理论依据之后，刘教授开始正式进入对1949年前国内营养学发展历史的探讨。现代营养学在民国初年与工业化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期待以营养增加改善民族体质，达到富国健民强兵的目的。但在抗战开始之后，营养学被社会认可为一门西方医学的专业，在社会福利救济中也开始灌输西方“食物即能量”、“营养-健康”等概念。同时，军事营养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营养学是美国对华的军事医疗援助的一大部分，其理论依据也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生化分析。但是，这些美式营养学理论在运用于中国士兵身上时，却出现了悖论：中国士兵虽然体质看来瘦弱，也不符合美国士兵的营养素摄入标准，但是作战能力仍令人刮目相看。这一现象引发了当时营养学专家对中国军队营养的一系列研究。最终提出了“中国体质论”——中国人需要的营养总量、比例和标准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体质更适合大豆类的植物性蛋白质而不是动物性蛋白质。最后，刘教授总结道，如果没有抗战时军事营养学的调查，就不会发现中国人的特殊体质，也不会发现中国人对动物蛋白的吸收能力与西方人的差异。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在座师生就“营养学与’东亚病夫’等形象的塑造”、“营养学与人种体质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切的讨论，刘士永教授也一一作出详细的解答。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顺利结束。
